乡村生存哲学的诗性叙事

　　□刘永涛

　　与许多同为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作家相比，湘西凤凰青年作家田耳创作的历史并不算长，但也就是在仅有的四五年的时间里，田耳开始形成独有的个性风格，在他平静的叙述背后，往往蕴藏着一种近乎疯狂的情感力量，直接关涉生命的痛感和灵魂，诘问存在的意义。从引起文坛广泛关注的《姓田的树们》、《围猎》、《郑子善供单》、《独舞的男孩》、

　　我们具体看看他的《衣钵》。这个短篇最初发表于2005年第3期《收获》，后入选洪治纲主编的《2005短篇小说年选》和林建法主编的《2005中国最佳短篇小说》。作为成名作，它在田耳迄今为止的创作中显得异常孤绝，一个优秀小说家所应具备的叙事能力、语言天赋、心理气质、艺术素养等等，在其中得到悉数呈现。

　　这是一个非常别致的小说。小说主人公李可大学毕业，联系到城里实习未果，而跟随父亲实习做道士。李可经历了拒绝、理解、认同、皈依的过程后，最终接下了父亲的衣钵，成了一个像父亲一样出色的受人敬重的乡村道士。整个小说的叙事浑然天成，宁静安详，诗性色彩浓郁，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具有牧歌情调。但显然，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故事本身，而是如何去讲这个故事，以及通过这个故事，究竟传达给我们什么。

　　应该承认，真正的小说家必须努力发掘生活中隐蔽的真实，直面个体灵魂，逼近生命内核，进而关怀人类的处境。而一旦能够超越现世、国家、民族、人伦等等，便有可能抵达一场伟大的精神审视，成为接近经典的叙事。这些其实正是当代中国小说家所缺乏的，他们往往拘囿于生活经验的表象，而少有穿越经验走向艺术审美的能力和勇气。从这个角度讲，我愿将田耳看成一个例外。田耳是个讲故事的高手。《衣钵》是个小而简单的故事，但同时，又是个很大的故事。我们看到的最主要的是李可和父亲两个人形，但透过两个人形我们又看到作者对主观精神的把握，一种对内心视像的呈现，一种对人类自身本质美的提炼。这让我们想起老子的“道”，是谓之“大象无形”。老子本人强调一种“淡”的美学，与那些浓得化不开，一切往上面叠加繁复装饰的做法相反，老子善于“做减法”，在审美上他强调“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这种平淡而近乎“无味”的审美趣味和“观其妙”的无限性与幽妙性，正好构成了中国美学的玄妙精神。在我看来，《衣钵》恰好暗合了这种美学精神。这就使得小说看起来似乎波澜不惊，实际上却深邃幽远——主人公李可“升华”的过程，事实上是一种乡村生存哲学的外化。

　　我们可以看到，城市与乡村作为一个社会共同体内两个不同属性的生存空间，因其异质性彼此成为想象与向往的乌托邦对象，过往的文学叙述为我们提供了道德批判的指向——城市的文明与乡村的愚昧，乡村的和谐与城市的堕落，也不乏对城市与乡村的双重失望，但这仍处于静态描写乡土的状态，往往是一种相对简单的转述。《衣钵》则不但见证了乡村生活的凡俗世界，而且发现并揭示了乡村生活的秘密，呈现的是真实的乡村生存哲学。正因如此，这个小说无比鲜活丰富起来。

　　乡村生存哲学与现代性具有某种对立性，它有一条巨大的根系，直接关联着乡村日常生活的各个部位，并渗透着某种宗教气息。李可是在无法去城市的情况下才决定跟父亲实习做道士的。“李可是道士的儿子。前些年这是个令李可尽量回避的事实”，可看出初始对父亲道士身份的排斥，后来渐渐理解了父亲，“以父亲，父亲所从事的职业而自豪”。在做仪式前的一个晚上，李可独自在山上冥想，“冷静下来，他发现头脑里对于事实和虚幻的认识依然是如此分明，但不知何时两者已经能够融洽地共处了……相信父亲！这话李可在心里说了若干遍”。李可终于认同了父亲，认同了道士这个身份。乡村固有的精神传统对乡村个体的影响在这里得到彰显。给死人作个道场，是乡村生活中一个重要的仪式，李可的父亲既是道士又是村长，作为“乡间最重要的人物”，不但影响着群众，还同化了自己的儿子。然而，父亲在李可成为道士的仪式完毕后回家的路上，却未能跨过一条曾无数次跨过的沟壑，摔死了。李可的第一场法事做给了父亲。到这时，李可才真正皈依了道士这一角色。在田耳紧凑细致的叙述细节当中，我们不难窥见乡村生活的某种神秘。

　　在这里，现代知性谱系与乡村生存哲学得到某种和解。受过高等教育的李可明白，父亲口中的那个看不见的世界与自己在学校里知道的一切完全悖离，他清楚书本上的白纸黑字更值得信赖，而父亲对世界的认识只是乡里人的经验。李可所经受的是一种大学教育和书本文字构成的更大更强的传统，它某种意义上形成了李可自身的知性谱系，但他最后却皈依了乡村的“道士”传统。在乡村，规范人们言行的更多的是那些细小的、隐秘的、怪异的传统，它们直接关涉日常起居，并演变为集体无意识式的信仰。所以，《衣钵》也可以说是一个关于皈依的小说——现实中个体皈依的建构。田耳的叙述使得这种转变过程极为自然，一句话，顺理成章。

　　乡村生存哲学具有自足性。田耳当然明白这一点。他展示的是乡村生活的原生状态，没有粉饰，没有评说，没有浪漫化，没有任何的穿凿附会，却又有力地直指乡村精神的内在机理，让我们看到其中的玄妙。与此同时，我也在想，乡村中类似“道士”的传统，到底还可以走多远，在后工业时代全面来临之际，它是否可能是将会消失殆尽的一种臆想空间？

　　我惊诧于田耳高超的语言才能，他的心理叙事、对生活的精微体察以及小说的结构能力都给人深刻印象，所有这些使整个小说弥漫着宗教的氛围和诗性的光芒。在艺术忠贞越来越难以坚守的时代，田耳的《衣钵》与他的《围猎》、《一朵花开的时间》等一道，为我们当下的阅读带来了新的鼓舞和信心。我也深信，从凤凰出发，田耳会有更远更高的飞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