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DA这面镜子

　　文 刘军红责任编辑 刘景 任大刚 单雪菱

　　近日，东京决定“推迟审议”2005年度的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而后却宣布向印度提供1555亿日元的低息贷款，其态度意味深长。

　　曾经，中国是日本ODA最大的受益国，1979年至2005年，凡接受超过3万亿日元的援

　　日本1979年起向中国提供ODA，那一年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而冷战时期的改革，最大的风险便在于能否顺利实现“开放”。这里，中美建交、中日“友好”，固然为中国的“开放”扫除了政治障碍，并不能确保经济开放的成功。开放的关键在于，能否如期获得外来资金的支持，能否获得海外市场的准入。

　　长期的封锁与隔绝，让1979年的中国像一个谜。对于习惯了西方市场的海外企业而言，这种不确定性是最大的投资风险。除了“赎罪型投资”，日本企业在中国市场前始终踯躅不前，直到首相大平正芳访华，并启动对华ODA。

　　像是扬起的大旗，ODA很快让日本企业认清了风的方向，带动了随后整个“对华投资热”。这里，ODA先行，意味着东京对所谓“中国风险”的否定，同时向日本企业投资提供政府担保。至于援助的具体金额的多少，倒在其次了。

　　当然，围绕ODA，中日间也并非总是其乐融融。比如，1990年代中期，日元升值与中国偿还日元贷款碰撞，导致中国汇差损失；2001年后，东京下调贷款额度，对贷款使用方向提出质疑，乃至由多年放贷改为逐年审核等。

　　ODA是钱，但其运作往往溢出经济的层面，带有政治外交的意味。1970年代末启动的日本对华ODA，得益于中日关系东风解冻的前提，进而又促使了中日间一个“相逢一笑泯恩仇”的黄金时代的出现。也就是说，ODA是一面镜子，映鉴着中日关系的现状，也暗示了它的未来。

　　这跟二战以后，日本的政治外交状况有关。一般而言，军事和经济是国家对外干涉的主要手段。前者直截了当，富于“刚性”，后者则相对委婉，作用效果也悠远绵长。在和平宪法下，日本排除了军事干涉的可能，专攻经济外交，而ODA就是其中的核心。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民间资本（包括银行贷款、证券投资等）之所以会随ODA涌入中国，正是源于日本政治外交的这一传统，即对日本政府战略、ODA流程与企业战略二合一的传统。

　　在日本，ODA的决策由主管外交的外务省负责，但如何投放，则由主管企业行为的经产省提供信息（也就是说，经产省可以将“企业的愿望”通报外务省）。其审批、制定预算由财务省负责，执行则交政府系统的国际协作银行操办。

　　国际协作银行谙熟金融业务、通晓分散汇差风险技巧，更兼具“政府放款”的功能。每当认定意义重大的海外项目，为了补充ODA作用，该行还会不失时机地另外提供“市场信贷”，以引领民间银行跟随放贷，促进企业加大投资。眼下，对印度就是这样。

　　显然，东京此番推迟审议2005年度的对华ODA，有单方违约之嫌，与双方达成的“2008年终止对华ODA”的谅解根本不同。其外交意味不言而喻，必将影响对日本企业的对华投资。

　　2005与2008虽然只一个数字的差别，但从企业投资风险的角度看，前者不啻于宣布“中国风险”的上升，而后者则意味着中国已经从ODA“毕业”，东京不必再提供担保，企业完全可以依据市场原理自行判断是否投资。事实上，中国计划在2008年完成加入WTO的过渡期，日本政府若如期在同一年结束对华ODA，想必可以对日本企业投递某种积极信息，拉动其进一步扩大对华投资。

　　遗憾的是，东京还是选择了2005年。其挑衅姿态、恶化中日经济关系的用意可谓昭然若揭。问题是，鉴于当前中国市场对世界资金的投资魅力，日本企业的退缩，只能意味着其他企业在中国市场竞争地位的提高。仅举一个简单的假设，如果此时丰田汽车跟随政府“风向标”，在中国市场打退堂鼓，那么就无异于心甘情愿地被美国的“通用”、德国的“大众”乃至韩国的“现代”淘汰出局。届时，日本政府所盘算的“柔性效果”，恐怕需要日本企业来消化了。

　　（作者系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所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