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除“限小”中央与84个城市的拉锯战

　　现在再说“限小”，尹家绪已经很淡然了。从1998年起，他就为解除地方政府对小型车的限制呼吁、上书。7年过去了，这位国内最大的微型车生产商——长安集团的董事长，虽然还未满50岁，却已是满头华发。

　　从1998年12月起，北京市在长安街限行1.0升以下排量汽车。此后全国共有84个城市先后颁布了对小排量汽车的限制令。2006年初，国务院转发六部委的联合发文，要求3月底

　　“这不可能，”这位曾经强力呼吁解禁小型车的“微车斗士”却显得相当冷静，“就像84个离婚的家庭，要复婚，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全都复吧。”

　　1998年：限小开始风行

　　尹家绪1998年出任长安集团总经理。而北京市也是这一年颁布了1.0升以下的小型车禁上长安街的通告。北京一度将“限小”令升级为“限制所有两厢车进城”。这将北京本地生产的切诺基也阻拦在长安街外。“那次北汽的老总发火了，北汽的汽车才能在长安街重新上路。”尹家绪说。后来，禁令调整为“排量1.0以下的小型车不许进入长安街。”

　　1998年尹家绪刚到北京的时候，座驾是一辆排量为0.8升的奥拓车。在乘坐这辆车的3年时间里，尹家绪出门前都要和司机研究地图。“有时候要路过天安门，真不好办。好在我们聘的司机是北京人，就钻研地图，看看道路怎么走比较方便。有时候也被拦住，总不能说我是长安的老总啊，还得认罚。”尹家绪回忆说。就这样，尹家绪还是被罚了两次，“后来大家说，实在不能这样做，到部委办事，门岗保安都不让你进了，所以就把车换了换。换什么？大家说换‘款车’，就是奥迪嘛，就看着顺眼一点。”

　　或许是作为首都的示范作用，北京的“限小”措施首先在华北华东地区蔓延开来。2000年以后，“限小”进入高峰期，共有84个城市找出了不同的理由，颁布了限制小型车在城内行驶的规定。

　　这一年，整个中国的汽车业正处在由低到高的爬坡期。“限小令”对以生产小型车为主的长安集团是一个打击。全国范围内的微型车也陷入低谷。据统计，1996年微型车占当年新车型比例的34.8%。此后逐年下降至2004年的22.7%，现在生产的小排量车型占总车型的24.3%。在产业结构上，大排量车占据了主流。

　　1996年：解禁无疾而终

　　在1998年之前，全国已经有城市对小型车进行零星的限制。而中央却早在1994年第一部汽车工业产业政策中就鼓励小排量车的发展。1996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限令各地取消微型车的种种限制。

　　当时段里仁任职北京市交通管理局副局长。虽然作为城市的交通管理者，他一再声称自己并不赞同“限小”政策，但他所属的交管部门也并没有执行解禁通知。“因为当时的上级部门——公安部没有给我们直接发文指示，而且中央的解禁文书发出之后就没有其他后续措施了。”段里仁这样解释。

　　“1996年的文件是一条孤立的行政命令，主要是国家发改委单兵作战。当时国内汽车市场需求不足，文件的目的是单纯为了提振我国的汽车工业，促进市场增长。”国家信息中心发展研究部副主任张宇贤对记者说。

　　“那时候，发改委从汽车工业的战略高度出发，颁布的取消限小令，并没有得到更高层领导的助力。政府对汽车产业的发展认识不足。”尹家绪回忆说。这无疑低估了小型车在中国成为“百姓车”的市场潜力。

　　虽然在84个城市受限，微型车的发展依然依靠其3万～6万元的价格，在华北华东等中心城市以外的地方打出了自己的天下。小型车在价格上如此亲民，却使一些交通紧张的中心城市更不敢轻易放开限制。“道路建设是慢变化，但车辆增加是快变化。”段里仁说。他认为，一个城市的交通容量具有相当大的弹性，而用管理和经济的手法调节交通，比用行政的手法限制车型要安全有效得多。但政府还是坚持选择了最简便直接的方法：限制小型车。“在汽车产业的管理上，地方政府持有制定地区目录，决定是否上牌等权力，它说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没办法。”尹家绪说。

　　1996年的解禁令没有任何实质效果就无疾而终了，此后各地“限小”之风不退反进，在2000年左右达到高峰。从1998年开始，尹家绪屡次上书，负责产业管理的部门也由经贸委变成了发改委，上书通常都得到这样一个回函：中央的态度是不“限小”的，但各地有各地的政策，地方不执行，他们也鞭长莫及。

　　2006年：如何解禁

　　2005年，中国的汽车产业呈现一片繁荣。国家发改委产业政策司司长刘治在去年底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的汽车产能过剩200万辆。“而其中60%～70%为大排量汽车。”尹家绪说。

　　“对发改委来说，下一步的主要目的就是调整汽车产业的产品结构。”张宇贤说。而根据2004年的新版汽车产业政策，这一步主要通过调整消费导向来实现。2006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六部门联合发文要求取消“限小”。在发改委的政策意图上，这个以节能环保作为取消“限小”的理由，实际上暗合着调整汽车产品结构的路子。

　　按尹家绪的提法，中央取消“限小”的政策，是从国家产业安全的角度支持这个行业。

　　但是这轮取消“限小”的通知，在执行上会重蹈1996年的覆辙吗？

　　李苏滨律师分析到，六部委《意见》虽然经过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但在性质上只是国家部委的一项规定，并非部门规章，更没有法律法规的强制执行力。但是各地政府的“限小令”也只是地方政府部门的一项规定，效力层级肯定比中央规定要低，因此《意见》由于包含最后期限这样的强制性内容，所以可执行力比以前大大加强。如果地方执行不力，可以追究行政责任。段里仁对此表示认同，他也认为落实解禁的希望在于此次中央力度的加强。

　　尹家绪把真正解除“限小”的希望寄托在了高层的介入。2005年底，温家宝亲自要求，要取消一切不合理的，限制低油耗、小排量、低排放汽车使用和运营的规定。

　　尹家绪认为，这是2006年取消限小令出台与1996年不同的地方。“领导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据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