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与乡：从哺育到反哺

　　以工促农:农家两兄弟故事的启示

　　这是发生在江苏省某个小县的一个真实故事:一个并不富裕的农家，拿出所有的积蓄送老二进城上学;老大听父母的话在家种地，每天还到城里给弟弟送饭。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的农村与城市的关系就同这个故事差不多。当时国家为奋力

　　在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张元红看来，在我国工业化初始阶段，这种农业支持工业的做法是必要的。但数十年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农业与非农产业的产值结构大约为15:85，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就业结构大约为50:50，城镇化水平为40%。这四项指标表明，目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应该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

　　从财政实力来看，200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13万亿元，财政收入2.6万亿元，农业税收只占国家财政收入的1%左右，已具备工业反哺农业的实力。

　　2006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废止，中国9亿农民彻底告别“皇粮国税”。

　　但专家认为，公共财政向农业倾斜不光是给农民以补贴，应更多地考虑为农民提供各种公益性服务。安徽巢湖无为县无城镇有个官圩村。以前，只要连降暴雨，官圩村的农田就会被大水淹没。2003年夏，镇政府投资30万元把原来防洪能力较弱的北弯闸重新改建，让农民种上了“放心田”。从2001年到2002年，无城镇还投资80万元，改造了一条建国以来都是泥巴路的城防公路，使周围1.5万农民从此不用穿着胶鞋进城。

　　新路建成了，村民们放鞭炮表示感谢，而北弯闸也改名了，叫幸福闸。

　　本文开头提到的江苏小县城的那个农家，老二大学毕业成家生子之后，用很大的精力、想尽一切办法让他的侄子、侄女进了城，他才感觉到还清“债务”后的极大幸福与满足。

　　对个体人来说，这是一种城里人对于农民应有的充满亲情的负担与压力。上升至一个国家，由农业哺育工业到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转变，其实质则是要处理好对农民“取”与“予”的关系，改变农业和农村经济在资源配置与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不利地位，加大公共财政的支农力度，让公共服务更多地深入农村、惠及农民。

　　政策反哺:“钱、粮、地、人”一同出招

　　专家认为，对“三农”而言，“反哺”可以大致概括为“钱、粮、地、人”四个方面。中央全面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反哺政策，这四个方面将更明显。

　　“钱”:全部免征农业税后，国家将继续坚持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进一步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坚持和强化对农业的财政投入，将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各级政府基本建设投资的范围，加大对农田水利、乡村道路等小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完善以政府投入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大幅度增加对农业科研的投入，加强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和技术推广体系建设。

　　“粮”: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粮食自给率要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可承受的水平上。而要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供求基本平衡，就要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农业的集约化、规模化和专业化生产，增加投入，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这将是今后我国农业发展的主线。

　　“地”:在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需要格外注意保护农民的“地”，做好基本农田保护检查，严格执行耕地占补平衡。为了遏制城市化进程中由征占土地而引发的农民失地问题，必须严格规范政府的征地行为。在征地过程中，要赋予农民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申诉权，让农民直接参与土地交易全过程，以保证他们的利益得到有效保障，并建立公开、公正、公平的征地制度，将土地规划、实施计划、征地补偿标准、安置办法等内容纳入政务公开范围。今后各地将根据自身的财政状况，对被征地农民实施综合安置，在提高征地安置补助费标准的情况下，采取养老保险、就业培训等多途径、全方位的安置措施。

　　“人”:中央已经提出，到2010年在全国农村基本建立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现这一目标，中央和地方政府需要做的是增加投入，完善制度，切实解决农村居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完善对农村困难群体的救助体系，逐步提高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在具备条件的地区，加快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将家庭养老、土地保障和社会养老保险结合起来，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城乡互动:从尊重和善待农民工开始

　　今年新春伊始，《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正式发布。《若干意见》中的第一个基本原则就提出公平对待，一视同仁，尊重和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消除对农民进城务工的歧视性规定和体制性障碍，使他们和城市职工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同时明确，今后将在解决农民工工资偏低和拖欠、农民工就业服务和培训、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维护农民工权益的保障机制等几个方面下大力气，为农民工谋福利。

　　这让农民工高兴，更让广大农民和市民都感到高兴。

　　张元红说，中央下决心解决好农民工问题，就是尊重农民工，关心农民工，让农民工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并得到更多实惠，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外出务工，一头连着城市和发达地区，一头连着农村和落后地区，是工业带动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发达地区带动落后地区的有效形式。

　　近年来，中央和地方高度重视农民工问题，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保障农民工权益的政策和措施。

　　2003年元旦前夕，从小商品集散地浙江省义乌市传出消息：27岁的“外来妹”朱林飞当选为市人大代表。义乌市现有57万外来务工者，其中六成多居住时间超过一年。该市人大常委会在当年的人民代表选举中，专门安排了12个名额给外来务工人员。农民工在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在塑造自己，他们已经与城市发展和居民生活、与农村繁荣和文明进步密不可分。

　　四川是我国一个劳务输出大省。2005年上半年，该省农民工的劳务收入经银行和邮局汇回农村的数目就达到了287.4亿元（不含卡汇），净增134亿元，增长88%。对农村而言，这笔回流的资金有着重要的意义。

　　这些劳务收入是农民工用勤劳和智慧创造的“反哺”和“支持”，不需要任何中间环节，不需要政府投资和企业赞助，成本最低、效率最高、实效最强。

　　如何让这种“反哺”更好地发挥作用呢？专家指出，政府要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社会各方面要尊重、理解和关爱农民工。具体而言，输入地政府要把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让农民工在就业培训、子女就学、公共卫生、居住场所、文化生活等方面享受平等服务，不拖欠他们的工资，为他们办保险，法律机构要为他们说话，工会要给他们撑腰，社区要发挥在农民工管理和服务中的作用，让他们融入城市，同市民和谐相处。

　　“东方风来满眼春。”随着一系列农民工权益和改善农民工就业环境政策措施的实施，进城农民工正在成为城市的主人，同城市居民一起共享现代文明，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城乡互动闯出一条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