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隼
日前，因涉嫌学术造假，清华大学医学院原院长助理刘辉被撤销教授职务并被解聘。昨日《新京报》刊发社论，肯定了清华大学的做法。笔者同意社论的观点，但感觉，打击学术不端的风气已经很浓了，除了打击，我们更应该反思，在大学教育与科研管理工作中，是不是存在不合理的制度性因素，无形中在鼓励学术“盗匪”行为？
其一，不切实际的、过高的培养目标，容易把莘莘学子引入歧途。负责任地讲，现
在的高校中，随便拿出一篇本科生或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或毕业论文，想从中找出违反学术规范的毛病来，并不困难。在文科论文中，要求观点的原创和引文注释的详尽，更是难得。但大多数学校还是把这两点要求写进了硬性的学术规范中去，结果根本执行不了。想想本科阶段要上多少门课，完成多少学分，还要应付各种英文和计算机考试。文科研究生怎么可能在两年时间内完成足够的资料收集，并原创性地进行论文的开题和论证？
其二，背离科学规律的科研学术评价标准，将科研人员推下道德高坛。当下的高校，除了校名上有明确的“职业技术”字样的，都惟恐丢了“研究性大学”的高帽，似乎不“研究”，就不“大学”了。各类大学的功能似乎只有研究这一“终极价值”。这个定位决定了不少高校不断在人事制度改革中，提高科研学术评价标准，不问青红皂白，惟“论文发表”马首是瞻。完全忽视科学创造规律，忽视科研质量，片面追求数量，追求科研“快枪手”。很多教授教学、科研两不误，还有很多社会职务要兼顾，怎么可能有高质量的论文泉涌而来？
我们总在强调宽松的学术环境，对人文社会科学而言，宽松的学术环境不仅意味着要包容不同的思想，也要包容长时间“没有成熟的思想”。科研发展的紧迫感与科研的浮躁心态常常只有一步之遥。大师辈出的年代，往往是耐得住寂寞的年代，不仅大师们要耐得住寂寞，对于成长前的大师，社会也要耐得住寂寞。
刘辉事件是一个不幸的事件。某种程度上，刘辉跟韩国的黄禹锡一样，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都是教育的一种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