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以文化为盛宴的年月

　　“80年代的可怜是不知道自己有多么惨，还谈什么文艺复兴！”对于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人和文化，查建英这样感慨着。

　　那个惨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知道当初所拥有的、自认为丰富的一切，竟是那样微薄，但我们仍要说，那就是我们的“文艺复兴”，虽然只是相对于70年代文化荒漠的复兴。

　　80年代是文化备受尊崇的时代。寂寞已久的大学课堂里，挤满了刚通过恢复不久的高考，年龄悬隔十几岁的新学子；新华书店里，从高雅的纯文学读本，到黑格尔、叔本华深奥的哲学典籍无不一书难求；工厂里满身油污的徒工，学校里稚气未脱的少年，农村里等着最后一批回城的知青……纷纷拿起笔，在稿纸上写满自己的所想所感，放进剪角信封，寄往他们心中神圣的报刊杂志编辑部。哪怕小小一块“豆腐块”，也会让作者惊喜不已，让同伴艳羡半天。

　　“你可以用脆弱形容80年代，那个时期的人知识结构都是残缺的、单薄的，虽然有热情但能力并不是很大。”的确，那时的报纸只有那么几家，一年出版的书也就那么几本，能看见听见的，都真的只有那么一点点。

　　但那时的人们饥渴了很久，哪怕如馒头般菲薄的精神食粮，对他们而言都不啻一桌盛宴。从这意义上讲，查建英、阿城、刘索拉、田壮壮……这些活跃于80年代的文化人是幸福的，虽然今天的他们认为，当初的自己渺小得如一粒沙子，但在当时的人们眼里，他们就是高山。

　　那时改革方兴，国门初开，人们身边已出现了“先富起来”的一批个体户，国门外的风光，也多少飘进了他们的眼帘，但这一切在大半个80年代里和文化比较起来，似乎都显得那样的微不足道，“工农兵们”仍然是那个时代社会的主体，也同样是那个时代文化消费的主力军，他们自信、恋家，对自己的“单位”有强烈的归属感，安定感，他们不愿牺牲这种感觉而去追求可望不可及的金钱，却舍得投入不多的金钱和原本富裕的时间，去享受一点文化的气息。

　　那时的人是入世的，对人生、对社会充满了使命感，他们会在公交车上争论国家大事，会在烧饼炉边探讨严肃的美学问题。所以那时的文化人也充满着积极入世的气息，事实上由于社会和历史的原因，他们自身在那时也不可避免地接近“工农兵”，甚至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同样是工农兵的一分子，文化人、文化、文化的消费者，在那个以馒头为盛宴的年月，彼此密切得如同当年随处可见大杂院里的一群街坊。

　　如今这个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文学青年”不知何时成了讥讽的对象，资讯如潮，文化产品也层出不穷，但不论文化人还是消费者，却都在哀叹文化的单薄。

　　说是无奈也好，说是进步也罢，为了生存和发展，今天的人们需要考虑的更多，对文化的疏远，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那么，“走向个人化”、或如陈平原所说的“知识分子重新走入书斋”，难道真的是文化人在今天惟一的归宿？

　　“当诗歌远离人们的时候，人们自然也就远离了诗歌”，同样的，当昔日大杂院亲亲密密的街坊，今天却彼此生疏如别墅主人和廉租房住客一般时，你还能指望文化在今天人们的生活中，占据如80年代一样的位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