葵花和耳朵

　　■文/袁念琪

　　一说到凡高，眼前就会浮现出这两样东西，那就是耳朵和葵花。对于凡高，这是属于标志性的。就像我们提到关云长，马上就会想到赤兔马和那把青龙偃月刀。就凡高而言，笔下的葵花是他非凡成就的代表，刀下的耳朵则反映了他鲜明独特的个性。凡高之所以是凡高，想来也就是仰仗这两个基本点的。

　　那年在巴黎塞纳河边的书摊上，买过两套木制的杯垫，杯垫做得很精致，四边涂着金粉，一面印的是漂亮的图画。其中一套，就是凡高的作品，六块杯垫就是六幅微型的精品：有《红色的葡萄圆》（1888）、《凡高在阿尔的卧室》（1888）、《阿尔室外咖啡馆的夜市》（1888）、《星光灿烂》（1889）、《加歇医生》（1890）和《鸢尾花》（1889）；不知为什么，就是没有他那幅著名的《向日葵》。

　　《向日葵》可以算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贵的油画，记得前些年的开价就已达到7200万马克。曾经看过一部凡高的传记片。在影片的结尾，走在田间的凡高与一个当代的日本人相遇；日本人问他，凡高在哪里？我们公司里买了他的一幅画，花了多少多少钱。他的画很值钱，我们还要买。穿得像个农民似的凡高没有搭理他。俩人于是背道而驰。他们对话的那片田，种着一抹金灿灿的葵花。

　　有个名叫安东尼奥·罗贝蒂斯的意大利人说：《向日葵》不是凡高所画，而是出自他的好朋友保罗·高更之手。这样的拨乱反正，一路从意大利走向了英格兰，直指凡高的另一个标志———耳朵。英国有人考证出凡高的耳朵不是自残的牺牲品，闯祸的又是那个保罗·高更；考证者丽塔·维尔德甘斯指责那个技艺娴熟的剑手高更，伪造事实以逃脱凶手之干系。

　　对于凡高耳朵和葵花的这些新发现新考证，不管是以商榷还是以更正等面貌出现，按中国人的说法就是翻案；而且具有强烈的颠覆性。现在做翻案文章的，上来是直奔要害直取命门的多，想一枪就打出个原子弹的效应；这几乎成了一些人出名成家和扒分的多快好省的途径。以名人为猎物，以轰炸和摧毁名人的立身根本为目标；摆出一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架势，更恶形恶状的是，有的还要弄出个要为真理而不惜献一献身子的模样。

　　地球人基本都知道：只要是做翻案文章的，尤其是进行颠覆性的翻案，无论是否成功，无疑都是能吸引些眼球的。一旦成功，自然是有着极大的效益。就是不成功，也起码是混了个脸熟，有了零点几的收视率，至少是为日后铺了几个有声有色的小石头。

　　翻案是否得人心有人气，那就要看你翻的是什么东西，所要颠倒的是否与最广大的人群有关，是否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有关。比如，我们过去很喜欢很钟情鸭肫鹅肝猪大肠，你翻案说：吃动物内脏要引起“三高”，要导致血的粥样化血管硬化脑溢血，最终折寿减命；人们立马就把它们丢到了太平洋。你翻的东西如果距离以上所说的较远，恐怕就是咸鱼翻身成了三文鱼，也不会有人来瞧瞧，哪怕是稍稍动弹一下眼角旁光。

　　葵花甭管是谁所画，好就是好，糟就是糟。耳朵是自己割的，算是英雄；就是被别人切了，也不狗熊。葵花总是向太阳的，耳朵总是长在脑袋上的。你真的要颠覆，那就要看你的造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