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监狱的钱不如拿去盖学校

　　法的精神之郭光东专栏

　　据近日媒体报道，13岁男孩赵力宝在强奸同村一名14岁女孩后，因未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而被释放。后女孩亲属将赵力宝告上法庭，法院判决赵力宝的监护人向女孩赔偿精神损失费等各项费用共计9000余元。但就在判决书下达一周后，赵力宝夜闯女孩家，当着女孩的面将其母杀害。后经黑龙江省公安厅批准，赵力宝被处劳教1年零6个月。

　　13岁男孩强奸杀人却不用负刑事责任的新闻在网上激起公愤，公愤之外更引出一种强烈主张，即立即降低刑法中的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不能因不满14周岁就不用坐牢。

　　对网友义愤我深表理解，但对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主张却绝不敢苟同。

　　普遍适用性是法的特征之一，法律不能因个别人或个别事件而动辄废、改、立。赵力宝这事能成为新闻，本身就已说明类似的事太少了。如果只为赵力宝一个男孩而修改刑法，似乎也太无稽了。

　　当然，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主张并非始自今日，法学界也早有人倡议。其理由无外乎中国人营养水平高了，儿童发育早了，而且犯罪低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为了惩罚“问题少年”、预防他们犯罪，主张刑事责任年龄至少应从14周岁降到12周岁。

　　这样的观点我还是不能苟同。就我眼力所及，还缺乏一个权威的数据能说明中国14岁以下儿童实施严重危害行为的比率高得吓人，目前的一些调查，仅仅是泛泛而谈的“低龄化趋势”而已，是否真能成为趋势，我很怀疑。为此而兴师动众去修法，也就是个问题了。

　　“问题少年”当然是有的，但仅靠把他们投入大牢就能吓退他们吗？也未必，甚至可以肯定地说不会。刑法之所以要规定14周岁以下的人不负刑事责任，就是因为用刑罚处罚他们不足以阻吓他们实施恶行，达不到刑罚预防犯罪的目的。可以说，刑罚对这些“想做就做”、心志不成熟的“问题少年”而言，简直就是对牛弹琴。

　　就以赵力宝事件为例。据报道，赵力宝夜闯女孩家杀人，也就起因于他爸的一句狠话，他爸骂他:“在外面惹事，有能耐你倒是摆平呀！这以后三天两头来要钱，什么时候是头？有能耐你强奸完她你把她弄死呀！”一句话导致一个人杀人，恰好说明赵力宝不具备基本的意志自控力，无论他这孩子是否1.7米高、130斤重。

　　其实，就是对于成年人而言，刑罚的威慑力也极其有限，而对刑罚的迷信，却是各种政治迷信中最根深蒂固的一种。如果说，在知识未开的古代社会，这种观念还有一定市场的话；在当今文明社会，刑法迷信理当在破除之列。谦抑性应该成为现代刑法追求的价值目标。

　　据刑法学者陈兴良介绍，刑法的谦抑性要求刑法紧缩自己的管辖范围。以暴力为后盾的严刑峻法不是文明社会的标志，刑法少而民法多才是现代社会的标志之一。作为最严厉的惩罚和抗制恶行的最后手段，刑法只应在侵权行为法和行政处罚法的手段难以对付时才拿出来用。

　　谦抑性还要求刑法经济节俭。走刑事审判程序需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盖监狱更是耗费巨资与警力。而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势必扩大少年犯的覆盖面，以致看守所、监狱人满为患；更糟糕的是，交叉感染向来是看守所、监狱无法遏制的弊病。如此一来，当刑罚对“问题少年”的威慑极为有限甚至起反作用时，主张将其投入大牢的惟一目的，也就是报复了。但事实上，与成年罪犯相比，“问题少年”往往自己也是受害者。赵力宝强奸杀人固然极其可恨，但对其教育、疏导上的匮乏，家庭、社会难辞其咎。据报道，赵力宝初中没念几天就辍学，家庭又对其过分溺爱，以致他误入邪路。如果这时再把所有责任都归咎于一个小孩，社会是否太过推卸责任了？

　　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委员、原副院长刘家琛曾在一次研讨会上倡导，每年新建监狱需要不少财政支出，不如把这些钱拿去盖学校，教育兴，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对此我深以为然，自信、体面、和谐的社会理当如此。

　　(作者系《南方周末》法治版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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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