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那次考试

　　◆孟国庆

　　1历史给了我机会

　　我今年60多岁了，从“人生识字”开始，不知参加过多少次考试，有中国的，有外国的；但是，最令我难忘的，却是27年前的那场决定我人生命运的考试。

　　当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1978年7月7日，中美两国决定互派留学生，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此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老人家高屋建瓴地指出：派人出国留学也是一项具体措施，还说要“成千上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这个消息，我是在农村参加“三抢”劳动休息时，偶然从地头一份旧报纸上读到的。当时我正在兖州煤炭设计院工作，和绝大多数国人一样，并不清楚这个消息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乃至对我个人命运所产生的影响。

　　那时刚粉碎“四人帮”不久，我们的国民经济还在“崩溃的边缘”。此时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有半年，国内政治气氛也乍暖还寒，不少人的思想还没从长期极“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对派出这么多人出国留学，尤其是到美国这样的“头号帝国主义国家”和“世界反动势力的大本营”留学，一些人更是忧心忡忡。据说他们忧虑的是：派这么多人到资本主义国家留学，不回来怎么办？听说邓小平同志以非凡的胆略说话了，大意是：不要担心他们不回来，不回来怕什么？即使派出的留学生有一部分不回来，也比不派、少派好得多嘛！正是由于邓小平同志起了砥柱中流的作用，中央才做出了扩大派遣留学人员的历史性的决定。历史证明了这个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大业的决策是高瞻远瞩的，不管这个决策在以后实践中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它为我们国家历史性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确是无庸质疑的。正是这个决策，使我和另一些人能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访问学者到美国去留学。

　　2临阵磨枪上考场

　　那是1978年8月14日大清早，单位领导忽然急匆匆地通知我，要我参加第二天在省城举行的“教育部1978－1979年出国预备生、研究生和进修生考试”。一切发生得太突然，甚至太神乎其神了，简直就和小说里写的一样。我懵懵忡忡地开了介绍信，借了差旅费，就和另两位同事匆匆挤上了去济南的火车。火车晚点了，等我们摸到在山东大学内的考场报到时，已是华灯初上。

　　后来才听说，这次机遇是因原选送同志的语种不合适，才临时递补我们3个。当时“文化大革命”才结束，政审对家庭出身和党、团员看得很重，据说我是其中的“最后一名”人选。由于选派手续十分复杂而又相当仓促，我们直到第二天临考前才在考场门口拿到准考证，准考证都来不及盖骑缝章，仅仅用圆珠笔在照片上划了两道线。

　　我在大学学的是俄文，仅在高中学过3年英文，鉴于当时众所周知的政治环境及长期在大山沟里工作，我也没有多少机会碰英文。俗话说“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我蹲在摇摇晃晃的车厢里，把一本借来的英文语法书匆匆走马看花“啃”了一遍，直到那时我才知道英语里还有一个什么“虚拟语气”。

　　山东省参加考试的有数百人，吃饭时每人发两个灰不溜秋的大土碗，一个装馒头，一个装菜。因学校饭厅里容不下我们这些“不速之客”，大多数人只能蹲在操场上吃饭，里一圈、外一圈，南腔北调的，叽叽喳喳好不热闹，场面可谓“壮观”。

　　考场上不乏头发灰白的教授和副教授，我算是年轻的。这是打倒“四人帮”后全国第一次选拔出国留学生考试，我们中相当一部分人要派往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数十年的闭关锁国，我们绝大多数人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不少人还牢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正等待我们去解放“呢。

　　我在高中时英语学得较好，所以考前自我感觉还不错。但考卷一发下来我就傻眼了！老实说，这种考卷今天甚至对一些中学生也不算很难，然而在国人还没有几个知道何谓“托福”的二十余年前，大家对这种出题方式却十分陌生，简直有些不知所措。这是我大学毕业后第一次进考场，面对难题，又加上紧张，我迟迟不敢下笔。

　　我在50年代上英文课时，连电唱机都没有，家里也买不起收音机，上课只能跟着老师读，英语的听说训练根本谈不上。我当然自知口试是我的弱项，所以考前曾一心把“宝”押在笔试上，谁知这笔试竟让我如此“惨不忍睹”。要不是怕回去不好交账，我真的连口试都不想参加了。当我面对3位口试的“铁面判官”，真是诚惶诚恐，结结巴巴差点连舌头都不听使唤。

　　唉，有什么办法呢？“文革”的年代，我已经根本不相信什么人生抱负了，只是在混日子。可今天机会来了！然而，我又能靠什么去迎接挑战呢？如今面对的就是这张考卷了，能不能出国全靠本事，既不要拍马屁，也不需“开后门”。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面对这一大张密密麻麻的考卷，多少悔恨、多少遗憾交织在我的心头！

　　这一次考试给我上了难忘的一课，并使我受用终身。从此我再也不怨天尤人。我深深地懂得：每个人的一生中总会有各种的机遇，而成功者仅仅是那些已经具有实力又能紧紧抓住机遇的人。

　　大概是“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吧，我竟成功地通过了这场考试。后来，又经层层筛选，最后我终于被“三榜选定”，去美国留学两年。

　　3理应报效我的国家

　　在美国科罗拉多矿业学院学习期间，我是图书馆的常客。当时国内高压水射流破碎技术领域基本上是空白，我是第一个到国外学习这个专业的人。我深知这次机会的重要，技术资料的可贵。所以我通过各种方法收集了大量的资料，有些还是通过美国国会图书馆复印的。收集资料不仅需要时间，还要花钱。复印一页10个美分，对我这个穷学生来说也不是个小数目，何况资料寄回国也需要一大笔钱。但为了报效祖国对我的知遇之恩，我紧衣缩食，两年来共收集了五十多公斤的资料，还自费参加了美国第一届水射流研讨会。

　　在美国留学期间，曾有台湾的同学动员我去台湾工作，并邀请我到台湾“免费观光”，还说“保证没人知哓”。但我对此没有动心。这并非是我的觉悟有多高，而是我感到做人要有良心，尤其不能忘恩负义；国家送我留学，我理应要回到祖国大陆效力！二十多年来，甚至在“走背运”的时候，我都没有后悔当时的抉择。我深深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能参与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能献身于我们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就是莫大的幸福和无上的荣光！

　　二十多年来，我没有作出什么特别的贡献，由于才疏学浅，也没有“升官发财”，逾“知天命”的我至今一直在兢兢业业地努力工作着。因为我始终牢记着这场考试给我的启示，牢记着祖国给我的这次机遇。

　　插图杨宏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