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是大象的故乡

　　文 叶海林责任编辑 刘景 任大刚 单雪菱

　　4月2日，搭乘俄罗斯载人飞船进入太空的第一位巴西太空人马库斯·蓬蒂斯告诉记者说：“起飞前，我回想起100年前另一个巴西人的起飞，同样也是在巴西以外的地方，为了一项重要的使命。”

　　这另一位巴西人指的是阿尔贝托·桑托斯·迪蒙。1906年迪蒙在巴黎驾驶一架双翼飞机在距离地面2米的高度上飞行了60米，虽然这次飞行晚于美国莱特兄弟的飞行近3年，但因为没有借助辅助发射装置，被巴西人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的首次飞行”。

　　某种意义上，蓬蒂斯是对的，不管好莱坞是否打算拍摄一部以迪蒙为原型的“飞行家”，都不能抹煞那2米高60米远对今天民航班机在一万米高空翱翔上万公里的贡献。巴西人有理由为迪蒙自豪，虽然一般来说，人类首次重于空气的有动力载人飞行被公认为由威尔斯·莱特实现。

　　哲人克罗齐说过，“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它）主要是一种思想活动。”就这个角度而言，巴西人对早期航空史与众不同的解释是否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并不重要，他们推崇迪蒙的历史学意义无足轻重，是谁完成了人类“首飞”对今天的航空技术也没有任何意义。有意义的是，巴西版本的早期航空史折射出的文化“弱势”民族在文化全球化时代矫枉过正的努力。

　　在历史的沙漏中探寻甚至“锻造”本民族独享的金粒，以唤起民众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早在全球化时代以前就是许多国家的普遍做法。上世纪中叶，苏联的历史学家们“重新发现”了俄罗斯的伟大历史———俄罗斯人首先制造出鱼雷、发明了飞机、研究出雷达等等，以至于当时就有人开玩笑说，“俄罗斯成了大象的故乡”。

　　全球化使得寻找“大象”的民族文化运动在范围和程度上迅速扩张，成为文化保守主义的表征。越来越多的国家在自己的国土上发现了“大象”，韩国人就“重新发现”了活字印刷术和八卦的起源，连“文化帝国主义”的输出国美国也不能免俗，好莱坞便将英国水手的功绩“移植”给美国海员，在虚构中意气风发。拥有话语权的国家可以随心所欲地在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自欺欺人，利用全球规模的大众媒介、以文化交流的形式推行文化霸权。而不掌握话语权的发展中国家所能进行的抵抗，似乎只有向“昨天”寻找武器。

　　一方面，文化霸权所树立的“比照模式”对多数“弱势”国家的普罗大众的吸引力是无法阻挡的，“美国梦”几乎是每一个有电视的人的梦想；另一方面，文化总是历史的，本土文化在任何国家都意味着对本国传统的辩护。“弱势者”想在全球化外衣下的文化一元化中生存，往往从捍卫“昨天”入手，按照“今天是昨天的明天”的逻辑，谋杀了昨天，今天也就不存在了。因此，才有这许多人整天泡在故纸堆里琢磨还有什么是本民族的发明，毕竟在虚幻的历史中大获全胜比在现实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要容易得多。

　　从捍卫本土文化的角度来说，利用历史作为武器无可厚非，但需要注意的是，对本民族辉煌历史的沉醉，如同沉醉于其他一切令人兴奋的东西一样，容易致人成瘾并产生幻觉。而如果不仅仅是沉醉于历史的辉煌，甚至为了获得沉醉感而不惜“重新发现历史”，那就不仅仅是一度头脑眩晕那么简单了———不知道自己站在什么地方的人是无法前行的。

　　令人遗憾的是，患上“大象痴迷”的不仅仅是部分巴西人，也包括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几天前，国内有媒体就叙述了康熙年间戴梓发明“连珠铳”的事情，文说“‘连珠铳’在当时是一种很了不起的发明，远远领先于西方国家的火器。由于其原理与现代的机关枪类似，也有人称之为‘世界上第一种机关枪’”。和蓬蒂斯一样，我们的媒体也是对的，“连珠铳”也确实存在过，但谈论这支从来没有在战场上击毙过任何敌人的“机关枪”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曾经为“四大发明”而自豪，“四大发明”当然了不起，戴梓的机关枪也是了不起的，但如果我们今人能为人类贡献出新的“四大发明”不是更了不起吗？作为中华文明的现代继承者，我们当然应该整理好祖先的遗产，但实在没有必要捧着这遗产沾沾自喜。即使我们短期内难以在文明史中开创新时代，但至少也应该多把力气用在这个方向上，而不是向古书里寻找光荣。

　　六七十年前，萧乾老人就为我们讲过“画龙须”的故事，现在还不是我们要求别人来“画龙须”的时候，更不能要求别人———以及我们自己———来欣赏水墨画中的“机关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