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在华捐赠为何逊色？

　　谁赚的钱多，谁就应该尽更大的社会责任，这已成为现代社会公认的准则。但来自中国慈善排行榜办公室的数据显示，那些在中国赚取了巨额利润的跨国公司，在公益捐赠方面，却表现得非常逊色。

　　“那是你们中国人的事情，建议你去找中国的有钱人吧！”3月15日上午，当刘平汉向设于广州的某大型国际零售企业提出募资筹款请求时，该公司公共关系部的一位小姐冷冷地甩下上面这句话。刘说：“跨国公司的冷漠，我真的很不理解，也非常失望！”

　　刘是广州一家名为“劳工服务中心”的负责人，该中心的服务范围准确定位于珠三角地区的民工免费维权，组建2年多以来“生意”越来越红火。作为他们开展维权活动的主要经费来源，刘平汉在过去两年多时间内一共募集到了28万多元，这些钱绝大部分是设在广州的大型企业特别是外企提供的。

　　但从2006年开始，刘平汉感觉到了明显的变化，这一变化直接导致了“劳工服务中心”的经济拮据。“过去，只要我去登门拜访几次，那些企业通常会多少给一些，有的三五千，最多的一万块”，面对《公益时报》记者，刘平汉边说边摇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年我感觉募捐筹款困难多了，往年这个时候，我已经筹到了20万元左右，但现在我还只到位了4万元，眼看这中心没法办下去了。”

　　有人认为，刘平汉的遭遇，或许是当前跨国企业在华分支机构公益慈善不活跃的一个缩影。

　　调查者：说的比做的漂亮？

　　在人们的印象中，跨国公司通常都是业务量巨大的阔气企业，他们在营业地所在国，通常也慷慨施援，显得既“大气”又“有责任”。

　　“一直以来，我以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捐赠应该很多，因为中国国内的许多捐赠项目和活动方式，都是从跨国公司的慈善模式发展起来的，但是最近的一次偶然的调查，彻底改变了我的看法。”

　　著名调查企业盖洛普公司一位姓肖的女士私下里向《公益时报》记者透露，在那次商业调查中，该公司就有关跨国公司在华参与慈善活动的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这项针对普通民众、跨国公司员工、慈善机构和政府官员的调查表明，跨国公司“慈善捐赠不容乐观”。

　　肖女士没有向记者详细透露这项调查数据的具体情况，但面对记者的追问，她最终蹦出了一句：“数目少得惊人，对中国公益事业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即便有一些影响，也是媒体炒作结果。”

　　针对跨国公司在华机构参与中国的慈善事业情况，从去年底开始，本报“2006中国慈善排行榜”办公室进行了一项为期3个多月的详尽调查。调查数据显示，所谓“跨国公司热心公益”其实“只是一种神话”，除少数国际知名企业有一定的捐赠，相当多的跨国公司对中国的公益捐赠比较冷漠，实际捐赠非常少。

　　参与此项调查的记者发现，尽管捐赠数额少，但跨国公司的公益活动大都做得很“漂亮”，他们将捐赠行为紧密结合企业的营销行为，但实际落实到弱势群体的捐赠额却很少。“一些跨国公司捐10万元的时候，他们会拿出100万元的费用来宣传该捐赠行为，以达到1000万元的宣传效果。”慈善排行榜新闻发言人刘佑平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说。

　　来自慈善排行榜办公室的数据显示，虽然全球500强中大多数公司在华都有分支机构，但真正进行统计时才发现，数十万家外资和跨国企业中，年捐赠额度超过100万元人民币的企业，竟然不到100家，年度捐赠超过1000万的更是寥寥无几。

　　另一家做跨国公司公益捐赠调查的专业财经媒体《福布斯杂志》中文版的员工也向本报记者透露，他们在数据统计时也遭遇同样的尴尬。

　　跨国公司：公益捐赠不是用来炫耀的

　　对于有关跨国公司慈善捐赠少的指责，知名IT企业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公共关系部的许小姐并没有作过多的反驳，她向《公益时报》记者表示，该公司的年度捐赠数额其实非常大，但“公司认为公益慈善捐助不是用来炫耀的，只要尽到一份力就可以了”。

　　许小姐说，事实上，IBM公司每年向中国的捐款非常多，但公司“通常不愿意炒作，而是低调行善”。

　　提及在华慈善捐助情况，爱立信（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赵钧陶在接受《公益时报》记者专访时透露，仅在2005年度，该公司在华捐赠总额就达到了1173万元人民币，其中包括2005年11月捐助1000万元人民币用于促进广东山区信息化建设，开展“信息村村通”工程和信息化教育扶贫等事务。

　　赵先生说：“爱立信致力于为人类和后代谋求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投身公益和回报社会已成为爱立信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表示，在爱立信公司内部，将“努力营造出独特的公益氛围，使所有的爱立信员工都能积极参与到公司的公益项目当中来，为员工体现一致爱心和责任感提供平台，借此打造出爱立信公司与众不同的公益特色”。

　　赵钧陶没有提供该公司2005年度的营业总额和利润总数，但业内分析人士认为，爱立信公司的这一捐赠数据应该比较可靠，“在整个跨国公司队伍中也算是很不错的了。”

　　“慈善本来就是内心善念的外在体现，如果将慈善当作一种生意筹码或者交易技巧，那就失去了慈善的本来面目，也使慈善带上了赤裸裸的影子。”还是IBM公司的一位员工，他在和记者闲谈时认为，像IBM这样的公司，无论是对大的慈善项目的参与，还是在细节上的落实，公司高层其实都很重视，但公司领导强调，做善事，只要别人得到好处就行了，所以一直没有宣传。

　　在很多人看来，像IBM这种跨国公司在华慈善事业低调行事的态度非常中肯，因为低调做善事，就意味着不事炒作，仅求善意到位。

　　苦衷还是一毛不拔？

　　不过，对低调行事的说法，也有人表示质疑：“炒作和数据统计是两回事，我就不相信资本家们花了钱却没有资本账。”

　　同是跨国公司，大型化妆品企业雅芳公司在华的捐助比例恐怕就不是那么理想了。尽管该公司并没有公布其在华销售业绩，但业界倾向于认为它的2005年度销售额达到了17亿元人民币，但其慈善捐赠的确不够多。

　　尽管一直以来打着“关怀女性为己任”的口号，并宣称自己多年来在中国倡导早诊早治乳腺疾病，通过内容丰富、专业务实的系列公益活动不断提高公众防癌意识，有效推进了中国乳腺疾病的普及教育和医疗防治工作。但该公司有关官员通过电子邮箱告诉《公益时报》记者，2005年度，该公司的慈善捐赠共计193万元和价值48万元的物品。

　　为了了解各大跨国公司在华捐赠情况，《公益时报》记者曾就相关问题致函26家跨国公司的公共关系部门联系采访，出乎意料的是，这些平时对媒体宣传采访非常敏感的公司，在慈善捐赠问题面前保持了罕见的沉默。

　　埃克森美孚公司有关部门负责人承认，他们在华并没有多少金钱捐赠，而只是做了很多公益事件。“我们只能说我们履行了企业社会责任。至于我们为什么没捐赠，不便多说。”这位负责人说。和埃克森美孚公司一样，拜尔公司在回答《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时也只是强调该公司履行了企业社会责任，而并没有提供任何捐赠数额。

　　事实上，埃克森美孚和拜尔公司至少还能正面应对媒体的询问，另外一些跨国公司则干脆不予理睬，记者曾为此联系流通巨头家乐福公司公关部负责人王先生和速递大腕联邦快递公司公关部的周小姐，但在发过三次正式的采访函后，截至发稿时止，记者均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像这样知名的国际企业，慈善捐助甚至还不如一个退休老头。”一位长期关注跨国企业战略发展的经济界人士认为，虽然有统计的遗漏，但跨国公司在华捐助确实很少，并且有逐年减少的趋势。

　　另一个说法是，跨国公司对中国的社会有些失望，不愿意将慈善款交给非政府的组织或者受助人本身。由于受到信息闭塞、管理者沟通不畅等问题，跨国公司有时候是有钱无处花，有时是有钱却不敢花。

　　而在跨国公司内部人士看来，中国慈善制度的不合理和不完善，导致外国人参与中国慈善事业的几乎不是太多，因为他们都在“等着看看”。

　　中国慈善排行榜新闻发言人刘佑平还谈到了另一个原因，那就是跨国公司在华公益事业是多方面的，相对于财物的捐赠，他们更加喜欢重在参与的公益行动。他们可能更加喜欢捐赠时间、智慧，而不仅仅是金钱。刘认为，在这个方面，跨国公司应该比国内企业做得好一些。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许多跨国公司，从老总到员工，都比较热衷于参与公益志愿行动。如果一旦有捐赠，往往也会特别关注受到他们捐赠的那些公益项目是否真正落实，是否产生了社会影响。他们往往还会派出本公司的志愿者，参与到这些公益项目中去。对于许多跨国公司，捐赠只是他们参与公益事业的开始，而不是结束。

　　专家：解决之道是增加制度的吸引力

　　资料显示，与其在本土的捐赠相比，跨国公司在华企业2005年捐赠不多，2006年的慈善捐赠也似有减少趋势。对此，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秘书长郭宇飚博士认为，由于全世界各个地区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千差万别，所以同一个跨国公司在不同地域的分支部分在企业行为上表现出较大的差异也不难理解。

　　“中国在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将企业的责任强调于经济责任，认为社会责任是由政府等社会机构负担。在这样的一个经济和文化环境中，不仅是跨国企业在华的分支机构对慈善捐赠持消极态度，大量的国内企业也持有同样的态度”。郭博士认为，跨国企业不愿或者低调参与慈善公益事业，“根本性的原因是对慈善捐助行为没有什么要求。”

　　郭认为，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客观上对慈善捐助等行为构成了制约。

　　首先是缺乏系统的和可信的能够保证慈善捐助有效的社会组织，企业在获得需要捐助的项目信息、捐助实施过程中的监督信息等方面存在着障碍，这就影响了企业进行慈善捐助的信心。其次，在相关的法律和政策方面，缺乏对慈善捐助的鼓励和引导，最为人们所知的是现行的税收政策对捐赠抵税的支持力度极为有限。

　　对于是否要通过强制手段来促进跨国公司在华捐款，郭宇飚认为，企业慈善捐赠更多的是一个文化、制度积淀的结果，因此需要时间去引导和促进，欧美的企业慈善捐赠传统都是长期慢慢形成的。如果仅凭某一两项措施试图促成企业的捐赠行为，反而是拔苗助长。

　　郭博士强调，任何一个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开展得好的地区，都不是政府主导的，而是主要由NGO组织推动。“在中国，如果要深入推动CSR运动，仍然要依靠大量的NGO组织。我们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已经在这方面开始系统的工作，如CSR标准的制定、调研等等，希望和其他的NGO组织共同合作，推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能有更快更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