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健
继《我的书房》、《我的书缘》后，董宁文君又以《我的笔名》命题作文。想到《辞海》关于“笔名”释义，乃作者发表作品时所用别名。本名？似不可。虽约定俗成，总有点道理。想来想去，大概所谓之名，皆有寓情寄兴述志明理之意。而本名（包括乳名、学名和往年的“字”）多尊长所赐，即屈原所谓“肇锡余以嘉名”，是老辈人的祈愿。别名则多
自拉自唱，具个人化、个性化特色。用为作品署名，其上佳者，于人于文往往有点睛之效。比如我们知道了古人或称小狼崽矫健有力者为“迅”，对“鲁迅”用意、文章标格及瞿秋白称他“吃狼奶”之来由，会有更多体认。
以上几句咬文嚼字，不一定恰当。至于我的笔名和别名，则经不起这么咬嚼，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社会历史条件下，只是为革命隐姓埋名而已，随便凑两三个字即可。比如我用过“丁一山”，三字六笔，好记又省事。前几年居然接到过尊为“丁老师”的来信，自言是我五十多年前的学生，辗转相寻知道现今情状，但仍觉得“丁老师”三字亲切云云。又如“朱健”二字，可称已伴我六十寒暑有余，悲欢离合尽历。但当初取用，非常之偶然。1943年，第一次投寄诗稿到成都华西日报陈白尘主编的副刊《星期文艺》，恰好收到同学少年李的来信以“祝健”结语，顺便挪用，既寄念想又收隐姓埋名之效。封寄时浏览一遍，脑海忽冒出同学女生形象，远在天边巧笑倩兮，神不守舍，改“祝”成“朱”。这点纯净美妙的小小秘密藏于两字之中，陪我漫长人生路上小打小闹，或沉或浮，亦喜亦悲。实际上隐姓埋名用之不久，因为我致力攻诗不过三四年，数量有限，品相欠佳，少为人知。1946年后更是全心全意干革命，几乎与“文学”绝缘。革命成功，正在分享胜利果实，1955年“反胡”大案兴起，都是“朱健”惹的祸，在劫难逃，住进单身牢房。一番日审夜讯后，因早与文学绝缘，油水不大，再无人搭理。单身牢房只能自己与自己面对面，积习重萌，无聊就写诗。一年多后，以“包庇反革命”留党察看一年（实际察了五年）结案，容许继续革命。苦于无法把大好消息遍告亲朋好友，以释锦注。正巧《诗刊》创刊了，管它三七二十一，把单身牢房的诗抄几首投寄。编辑部警惕性不高，“朱健”又知名度太低，小诗接二连三刊出，且来信联系，认为发现了“新人”，本地文艺界见到“中央刊物”有作品发表，也和好如初，频频联系。重新写诗弄文，盖由此起。“文革”结束，我又在《诗刊》故技重演，颇见效益。后来总结经验，写成短文《且以姓名报平安》，言及同居一城故旧，也曾借报刊见姓名而重通音问。世事沧桑，人生五味，此亦一证。只是我这笔名的由来，一李一朱在世时，不知何故，我竟从未向他们谈过。桃李春风一杯酒，自酌自饮自乐自伤多年。而今约略写出，既奠逝者，亦自奠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