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失互信：高考改革注定步履维艰

　　毕诗成

　　4月2日，复旦大学在质疑声中完成了“面试”招生，1208名考生中，300人将有幸告别“一纸定终身”，以“一面定乾坤”方式被录取，这一数字占招生总数的10％。虽说只有300人能够享受到这第一缕阳光的“福荫”，但本次改革对于中国高考制度来说，无异于一次“重量级”地震。

　　说起来有点好笑，别看大家平日里说起“一纸定终身”时义愤填膺，但真有高校迈出招考改革第一步时，舆论却并没有“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欣喜。纵观坊间的质疑，“怨语”较少来自改革“方向上”的批评，更多是对细节的忧虑。大家各怀猜疑，互不信任，无法凝聚改革共识，成为高考招考改革推广、完善的瓶颈所在。

　　一是学生、家长对高校不信任。以考分作为唯一标准，虽说造就了很多“高分低能”的“考试工具”，但分数线的硬杠杠立在那里，其“客观性”足以成为一道“公正”之盾。而以面试为主导的自主招生，考官的“喜忧一念间”决定的是“十二年寒窗苦”的考生命运，最大特点就是“主观”。中榜者不必说，落榜者的家长难免要对“考官能动性”的优劣产生质疑。基于此，高校也谨小慎微，缩手缩脚，复旦便在“面试”之外加了两道“综合考”与“统考”的杠杠，光综合考试就涵盖10个科目，俨然成为另一种方式的应试。

　　二是高校对中学不信任。按照国外大学经验，高校自主招生录取，对学生初步选拔主要依据考生“中学水平考试”成绩。“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将中学学习成绩与学年学期考评结合，才能全面认识考生。基于此，最了解考生状况的高中教师和学校推荐是选拔考生的重要环节。但目前，联想到许多中学保送时为了“状元情结”不惜“送良不送优”，加上复杂的人际关系，高校对中学难以信任，而不得不试图以自己教师主持的面试实现对学生的全面了解，实际绕了一个大弯，大大加大了招考成本。

　　三是社会对改革尝试不信任。那边考试刚开始，尚未显出“腐败迹象”，这边“咒语”已生。“掐尖”改革、操之过急、创造腐败空间、堵死穷孩子唯一公平出路……更有甚者从“人性恶”出发，得出“推动此制度的人以更小的风险为钱、权与高等教育机会的交易提供可能”这样一个“有罪推定”的结论。“面试”改革打开一扇多元教育的窗户，并未关掉既有之门。但在一个特权意识浓厚、很多行业存在腐败的社会背景下，社会对改革者从出发点上，就陷入一个“无厘头”式的质疑，何谈宽容的改革氛围？

　　历史经验昭示：决定改革成败的，常常不是“应然”的制度设计，而是“实然”的社会阻力。从理论上讲，自主招生是大势所趋，但要想让“复旦先行”的高考改革实现破冰，放之于四海，关键在于在利益的关系基础上，修补、凝聚改革共识，消弭散布于全社会的“互不信”。没有互信，“面试招生”如何破冰？

　　延伸阅读：

　　对普通百姓而言，高考是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公平的竞争方式，同时也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既然如此，大家为什么对现在的高考制度质疑不断？我们的问题究竟出在哪？看看他国，或许有所启迪。《高考在美国》一书中介绍，美国也有高考，但那里学生考大学不是单凭高考的“高分”，而是靠这4年各科期评成绩平均分，每学期的期末成绩总评是美国高中生升大学的基础；美国不是“一考定终身”，而是有多次高考，给考生多次展现自己的机会；国立大学、省立大学、市立大学进行分类独立考试，考核学生和录取学生的主动权在大学。此外，许多大学也有“面试录取”。

　　对比中美高考，统一和多元是最大的差别，而“多元高考”无疑也是我们高考制度改革的一个方向。如，考试标准，从只看高考一次成绩，到既看高考考分，又看高中成绩，还看社会活动、文体活动、公益义工等德行表现和成长记录，以综合成绩来决定是否录取；高考时间，从一次到多次，还可以分为全国统一考和高校自主考几个层次进行，多种形式增加学生考试机会；录取方式，从按成绩高低集中录取，到把成绩、面试、特长等相结合，把综合评价列入高考招生评价体系。

　　任何改革，都需要有相应的制度环境和文化土壤，高考也不例外。“复旦面试”是我们走向“多元高考”的一个突破，人们对此最为关注的，不是“面试成绩”，而是如何保证公正与公平。同样，公正与公平也是“多元高考”不可逾越的坎。如果缺乏有效监督，带有一定级别、行政色彩很浓的大学，则很难保证不受权力的影响和金钱的诱惑，即使获得了自主权，早晚也要沦为“寻租权”。可以说，大学体制、机制的弊端得不到修正，上级、同级、社会、媒体、民众的各种监督权得不到完善与落实，法治得不到张扬，民众就不会放心把自主权这个紧缺资源交给学校。

　　无论怎样，“复旦面试”带我们打开了“多元高考”这扇门，能否一路走好，很大程度有赖于“门内门外”的土壤、气候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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