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不同改革观存在是一种政治生态

　　关于改革是是非非的争论由来已久。从1978年到现在2006年共28年的时间中，有人作过统计，认为经历了3次大的争论。这些争论的存在，即不同改革观的存在，从低级到高级、从单一到复杂、从温和到激烈，表明了我国改革发展的进程逾益深入，利益格局的调整就逾益艰难，政治生态的培育也逾益重要。

　　政治生态，顾名思义，就是指不同政治观点、不同政治党派、不同政治人物在《宪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在政治生态上最大的贡献就是对在一些改革发展路径选择上持不同意见、观点的同志或派别，不采取“一棍子打死”、“从肉体上消灭”的办法。1992年，当邓小平关于姓“社”姓“资”的一些思想见诸报端时，国内、党内都有一些比较保守（又称比较“左”）的思潮向这些思想发起攻击，表面的目标是解放日报评论员“皇甫平”的文章，实际的矛头还是对着小平同志的思想。按照小平的地位、影响，完全可以借助一定的工具、手段对之还击，甚至采取组织和其他办法予以追究。但是，小平同志没有这样做，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党的领导集体没有这样做，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成果之一的良好的政治生态没有这样做。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过程中可喜的质的飞跃，也是社会主义民主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当然，在国内、党内存在保守（又称比较“左”）的思潮之际，激进的（又称比较右）的思潮也是经常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粉末登场的。比如，借修改《宪法》为名，对涉及党和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大是大非问题在某些以“学术”名义召开的会议上进行不负责任的讨论；甚至，对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的议题还煞有介事地进行了“十四大市场化”、“十五大私有化”、“十六大多党化”的预测；在西方国家推行“颜色革命”希望中国也早日按照西方民主制度“改革”时，竟然也有人“里应外合”，不顾国情一味“照搬”、“照抄”。

　　必须看到，无论对“左”和右的思潮，党中央都坚持原则，有理有力有节地进行了抵制和批评、批判；对涉及的高级干部，也进行了必要的组织帮助；对屡教不改的出版物，也进行了适当的整顿。但从大的方面看，我们的政治生活没有出现“鸡飞狗跳”、“人人自危”的局面。虽然，对社会主义新时期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对社会主义民主发展中政治生态的培育等许多规律的探索，我们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相当多的事情要做，相当难的挑战要应对，但是，前途光明的趋势是明朗的，也是任何人和任何势力阻挡不了的。

　　去年前后，围绕改革的成败得失，国内党内又出现了一些不同意见的争论，其内容涉及的深度、形式表现的强度以及本质暴露的力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这说明我们的改革确实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我们的发展确实到了一个紧迫的关头，“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已经不是一个抽象的、原则的、笼统的字面概念，文字游戏，而是一个具体的、可以实施和操作的条例的、实在的行为准则和组织规范。在这个准则和规范中，不同意见的存在、争论甚至反目，都是正常的、可以接受的和应该提倡的。

　　真理越辩越明，谬误虽然是毒草，但是，它可以化为真理成长的养料，可以转化为真理发展的伙伴，当然更可以提醒、监督、鞭策真理的运行更加谨慎、更加科学、更加符合事物发展的必然性。从主观上说，我们当然要坚持真理，修正谬误；但是，谁是真理、谁是谬误，有时一下难以辨认，必须依靠时间和实践的检验。所以，在未经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之前，就匆忙给这些复杂的问题下结论、做诊断是荒谬的，也是可笑，更是政治生态所不允许的。伽利略、布鲁诺这些科学史、思想史上的经典事例，无一不是说明：在一个专制和强暴的社会中，是绝对没有真理可言的。

　　不同改革观存在是一种政治生态。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这种政治生态虽然还在不断完善，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古老而又新生的民族而言，它是显得多么珍贵和重要。

　　让我们大家都来细心地呵护和培育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