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工犯命案多为“情”和“薪”

　　昨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了一批外来工杀人案件。

　　“情感纠葛”和“薪资纠纷”已成外来工做出极端行为的重要诱因。

　　法院研究人员表示，外来工承受着超出其他群体许多的精神和经济压力，犯罪率较高。要降低这个群体的犯罪率，必须依靠全社会的努力。

　　文/记者毕征通讯员穗法宣

　　因情杀人

　　“外来工是个犯罪高发的群体，他们承受着超出其他群体许多的生活压力，要降低这个群体的犯罪率，需要全社会的关怀。”一位法院分析人士说。

　　案1

　　野鸳鸯不堪压力相约自杀

　　男子获救后被判坐牢11年

　　2005年7月14日清晨，白云山上的晨练者发现一对男女倒在山顶公园附近的一座凉亭里，女子左手腕动脉被割破，胸口心脏位置有刀伤，已死亡；男子左手腕同样被割破，颈部、腹部有刀伤，但一息尚存；现场还有两人的遗书和照片。

　　这名男子叫陈延斌，34岁，黑龙江省依兰县人，在老家有一个媳妇，但长期不和。后来，他与已婚妇女阿春产生了感情，两人私奔至东莞打工。长年不敢回家，生活又很艰难，两人心情低落。陈有一天对阿春说：“这些年做买卖不行，进厂又太累，不如死了算了。”阿春未置可否，只是问“怎么个死法？”

　　去年7月13日上午，两人上了白云山，在能仁寺后面的一个平台上铺上报纸，相拥而眠。当晚11时许，两人醒来并决定在此处自杀。陈用刀片割破阿春的右手腕，又割破自己的左手腕，之后便静静地躺下“等死”。

　　凌晨时分，陈听到有人声，他怕别人报警，便找了把水果刀，跪在阿春身边，连捅了阿春四刀，阿春叫了一声便没了声息。陈继而持刀捅向自己的心口以及颈部，但捅到心口时没了力气，刀也扎不进去了……

　　陈延斌被抢救了过来。日前，广州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1年。

　　案2

　　少妇伪装未婚女征婚骗钱

　　临时工发现上当愤而杀人

　　2005年3月3日下午，在广州某大学食堂工作的临时工罗某与女友魏某购物时发生口角，竟掏出弹簧刀，将魏捅死。原来，已为人母的魏某把自己“包装”成少女征婚，应征者罗某对其尤为痴心。可一心只想骗钱的魏某只是不断与罗约会，花他的钱。最后，罗某识破了骗局，愤而杀人，最终被判死刑。

　　法官评说

　　生活无着精神压抑

　　临时情侣易出危机

　　每两宗外来工犯下的命案中就有一宗是情杀

　　广州中院一名研究人员说，审判实践表明，“情感纠葛”成为了外来工犯下“命案”的主要诱因，“几乎每两宗外来人员犯下的杀人案里，就有一宗是情杀。”

　　这名研究人员表示：“从以上几宗案件来看，是长期的生活窘境使这些外来工产生了绝望的情绪，单是陈延斌的一句‘做买卖不行，进厂又太累，不如死了算了’就道出了许多无奈。此外，外来工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正当壮年，背井离乡，生理以及感情问题都没有正当途径解决，往往只能做‘露水夫妻’，而这种感情并不稳定，非常易变。由于生活无着，精神压抑，这种临时组合的情侣特别容易发生矛盾，并走向极端。”

　　“为薪杀人”

　　报复欠薪老板锤死无辜工友

　　“老板不给我工资，我为了报复老板，才将工友阿生杀死。我杀了阿生，就没有人帮老板干活了，这样厂子就会垮……”讨薪不成锤死工友继而将老板打伤的某蘑菇场外来工谢忠南向法庭这样解释他的杀人动机。

　　“2005年1月16日下午，我找老板要工资，原来说好每个月900元工资，他这半年应该给我5400元，但老板至今才付给我1600元，后来我摔伤了手臂，老板说我干不了活就拒绝发工资给我。一天，在蘑菇场打工的阿生采菇后回到宿舍，我当时还在床上，阿生说你是不是灵魂出窍了，这时我心里想这回我死定了，我要找个替死鬼，我杀不了老板，就只有杀阿生了。”

　　“于是我拿起放在门后的一个铁锤往阿生的后脑打了一锤，接着又用铁锤往阿生的头部打了三四锤……之后我用手提着装有稀释的甲醛的喷射器去找老板，对老板的面部喷了一下，老板向我冲过来，我就随手在旁边拿起一块钢板往老板的头上打，我被老板压在地上……”

　　谢忠南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

　　专家析案

　　讨薪成本太高易致激烈行为

　　“因讨薪而杀人，自杀或者自杀性杀人，都是以自己走上绝路为前提。生命无价，经济宽裕者断不会为区区一点小钱去杀人，因此农民工的生存状态以及心理状况与这类恶性案件的发生息息相关，”广州中院研究人员认为，“农民工收入太低，对他们欠薪，就会危及他们和家人的基本生存。即使在最发达的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平均工资也只有1000元，仅够维持基本生活。所以欠薪对农民工而言就是性命攸关的事情，在讨要无门的情况下，他们往往会做出激烈行为。”

　　北京大学一位郭姓社会学博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农民工讨薪成本太高，也是其中少数人选择极端路线的一个重要原因。有调查显示，为索要不足1000元的工资，完成所有程序，农民工维权需要直接支付至少920元的各种花费；花费时间至少11~21天。

　　“农民工犯了罪，当然要承担起应有的刑事责任，但我们也应当反思一下，社会应该做一些什么，而不是仅仅责备那些犯罪的农民工不理性……”郭博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