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蒋石林越多，“看得见的政府”离我们越近

　　作者：马廷刚

　　4月3日上午，湖南常宁一位村主任蒋石林，以一名普通纳税人的身份将常宁市财政局告上了法庭，要求法院认定它超出2005年度财政预算购买两台小车的行为违法，并将违法购置的轿车收归国库，以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据该市人大常委会财经工委副主任邓桂平介绍，在该年市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市本级财政预算中，市财政局的预算里面没有购买车辆的

　　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大有市场的今天，在财政预算软约束如水行地人们徒唤奈何的今天，蒋石林的行为无疑可以说得上有些另类，甚至可与勇斗风车的唐吉诃德老先生相媲美了。事实确乎如此！据4月5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蒋石林的朋友们说他“狗拿耗子多管闲事”，甚至像有人说鲁刿那样“肉食者谋之，汝何间焉”；他写给财政局的《关于要求对违法购车进行答复的申请》泥牛入海。常宁市财政局局长周年贵更是语出惊人：蒋石林是一个农民，现在已经取消农业税，他是否具有纳税人的资格呢？至于后面这句话更是令人瞠目结舌了：“他缴的税到底够不够买一台车，够不够发工资呢？”

　　蒋石林是否具有纳税人的资格，这个问题实在毫无置评的必要。它从周局长那儿脱口而出，只能暴露出不是基本常识上的缺乏就是某种面对批评暴跳如雷的官员的傲慢，视纳税人权利如草芥的极端蔑视。蒋的此举尽管有些骇俗，但这是他作为为一个公民的权利。正如南华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罗万里认为，此案中“纳税人”的概念，可以引申为“公民”的概念，因为《宪法》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

　　打造一个令人满意的公共财政制度特别是现代预算制度，无疑一直是我们所呼唤和争取的，它对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尤具意义。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公共财政制度是国家政治体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重要性不下于选举制度、政党政治、议会制度和舆论监督制度。正如经济学家王绍光先生所说，一个令人满意的公共财政制度特别是现代预算制度，是遏制腐败，加大政府透明性，调节收入分配，缓解社会矛盾，增强国家能力的制度条件。不改造公共财政，无论是基层民主，还是更大范围的民主，都难以发挥实效。改革公共财政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政治改革的过程。

　　但理想中的公共财政制度是争取来的，需要我们为之付出艰辛的努力。现代意义上的预算，要统一、详尽、合理，而更为重要的是它必须对政府的行为有约束力；为了便于民众监督，预算内容和预算过程必须透明。但直到20世纪初，美国的预算情况恐怕是我们预算软约束现状的翻版：是一堆杂乱无章的事后报账单；对部门的拨款只是一个总数，没有细目，更谈不上完整。在这种情况下，公民在实际上根本无法对政府行为进行有效监督，权力寻租等腐败现象自是蔓延肆虐。 1905年，一批人设立了旨在推动纽约市预算改革的“纽约市政研究所”。他们认为，没有预算的政府是“看不见的政府”，而“看不见的政府”必然是“不负责任的政府”。预算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把“看不见的政府”变为“看得见”，人民才有可能对它进行监督。在这个意义上，预算是一种对政府和政府官员“非暴力的制度控制方法”。在他们的积极鼓吹、热切推动下，纽约市在1908年推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份现代预算。到1913年，预算文件已从1908年的122页增加到836页。初战告捷后，纽约市政研究所的大将移师美国首都华盛顿。在它们的努力下，国会终于在1921年通过了“预算与会计法”。至此，美国的预算改革可以说是大功告成了。 从1905年至1921年，共走过了16年的路程！

　　正如有论者指出，改革公共财政是政治改革的最佳切入口。它是低调的，不会过分提高人们的期望值；它是具体的，比抽象谈论“政治民主”更容易操作；它是务实的，可以在不太长的时间里产生看得见的变化。 因此，无论蒋石林起诉的最终结果如何，我都对他抱有深深的敬意。因为我深深地知道，勇斗“风车”的蒋石林越多，支持蒋石林甚至以自己行动积极参与的公民越多，就可以汇成呼唤“非暴力的制度控制方法”的滚滚洪流，“看得见的政府”离我们就越近。

　　审稿：魏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