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我们是否已进入除了策划而无以救济的时代

　　感人的故事留给人的记忆是长远的；而策划出来的感人故事带给人的思考是复杂的。

　　“……小欣月摔倒在了学校的操场上，髓母细胞瘤给这个天真的孩子判处了‘死刑’。3个月前，小欣月失明了。她最大的梦想就是能站在北京天安门前看升旗仪式，听国歌响起……好心市民愿意帮助欣月圆她的北京梦，但她身体状况不好，医生建议不要去。为了不

　　不要以为这是4月1日愚人节新闻，这是真的；公众明白，两千人模拟天安门升旗，是一场两千人共同参与“策划”的华彩篇章，它的核心内容不仅仅是为一个小女孩热爱国旗而“圆梦”，更要紧的是让小女孩获得救治；或者说，“两千人模拟天安门升旗”是为了“获得治疗”所作的一个铺垫。其实此前小欣月的父亲在“致好心人的一封信”中，已经有了明确的信息：“当得知女儿得了不治之症后，我感觉就像天塌下来一样，使我们这个并不富裕但很幸福的家一下子陷入了痛苦和绝望之中。”所以，他在信中感谢“帮我们全家度过这暂时的难关”，因为“形而下”的获治疗度难关，实在比“形而上”的看升旗圆美梦更迫切、更紧要。

　　生老病死是生命的自然规律，但是，“病”不意味着“死”，绝症也不意味着就是鬼门关，只要能获得良好的救治；可是，对于“不富裕”而又“无保障”的人来说，事情就不是这样了。在“看病贵、看病难”成为一座新的大山的时候，绝症的降临确实就是“天塌下来”，轻而易举就能压垮一个不富裕的家庭。如果没有社会的保障和救济，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是非常脆弱的。多少人因病返贫？多少人因患病得不到救济而无奈地告别人世？不知道。政府没有能够成为保障的强大靠山，“小欣月”们要寻找活路，只有依靠媒体，寻求媒体和社会的帮助。但求助者确实太多，媒体的寻常报道也已无法打动社会人心，于是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媒体联手操持的种种“策划”，这种策划也越来越新奇，恍惚让人感到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靠策划才能获得救济的时代。

　　稍微回想一下，就有太多的例子，典型如被称为将富豪送上“道德烤架”的给富豪写信求助事件。这个事发生在今年年初，同样是在东北：贫困的吉林农民刘福成，因为11个月大的女儿身患重症先天性心脏病，他给施正荣、刘永行、黄光裕、陈天桥等6位中国富豪写信求助，一看报道所配发的“丈夫给富豪们写信、妻子在旁流泪”的照片就明白，这是一个策划出来的“点子”，这张摆拍的照片里有若干信封，信封上只有富豪的名字，而没有收信人的地址甚至没有发信人的地址。这样的“举动”确实也是无奈，“没有办法”——这是刘福成说的最多的一句话；作为媒体中人，我也曾采写报道过类似的事情，深知个中滋味。一年前我所在的媒体同样连续报道了救助一位儿童治疗先天性心脏病的事件：一位自四川来杭州打工的单身母亲，因为无钱治疗孩子的病，多次求助媒体，结果无人搭理，万般无奈之下，她自己（或者是旁人，但不是我所在的媒体）策划了（或“想出了”）一个“金点子”，到我所在的报社刊登广告，表示谁愿意出钱治好她儿子的病，她就把儿子送给谁！本报获知这个消息之后，将其当成新闻来做，刊出系列报道，引起强烈反响，最终成功赢得广泛的资助，医院也打折收费提供手术治疗，有一位慈善之人还直接跑到医院孩子病床前掼下一笔巨款就走，姓名都不留。

　　还有一个被策划报道搞大了，就是金训华“守墓36年”的“陈健事件”。2006年2月，央视颁发“感动中国2005年度人物奖”，陈健获了奖，理由是他“许下诺言留在那片土地为金训华守墓36年”，并为此“放弃了梦想、幸福和亲情”。其实，所谓的守墓仅仅是扫墓而已。背后的原由也是一把辛酸，陈健自己的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去年春节前，他妻子得了尿毒症，到处借了钱用于治疗，后来他向黑龙江一家报纸求助，报道被央视的《共同关注》栏目注意到了，最后就把为金训华扫墓“操作”成了“守墓”。可以想见的是，如果仅仅是一年那么一两回的“清明扫墓”之类，是无法赢得公众的足够同情的，那么，要想获得对妻子诊治尿毒症的救助就几无可能。公众确实已经越来越难以被“感动”了，“感动指数”必须越做越高，同情的胃口必须越吊越足，这样才有望获得同情的援手。于是，策划的手段必须越来越新、越来越奇，否则就会“泡汤”。

　　不久前看凤凰卫视节目，其中有个短片讲到媒体提议帮助策划的事，已不仅仅是辛酸了：一男子为了给母亲治病，求助于媒体，记者告诉他，如今仅仅是一般报道是没有用了，要策划“非常方案”，提出的一个“策划方案”是让男子背着他的母亲去大桥上跳长江。后来这位男子不从，他担心“跳”得不好还真让母亲葬身大江了，再就是“媒体策划人”提出，策划成功后获得的社会救助要“五五分成”，也就是说媒体帮助你策划、给予你报道，它也要直接拿到好处。

　　无救济即无政府，无保障则无社会。救济和保障是一个文明社会必须完善提供的公共物品。个人意义的慈善是远远不够的，社会层面的救助是有限的，我们需要的是完善的国家政府层面的救济和保障。在经济获得长足的发展之后，公共物品供给的稀缺，成了社会的一个主要矛盾，这个矛盾的焦点又落在了医疗等很花钱的方面，无钱治病成了“无保障”的一个最大软肋。

　　我很不愿意把一个事情牵扯到这个说策划的文章中，那就是去年岁末发生在笔者所在的浙江的把活人送进殡仪馆的事件。在浙江台州打工的46岁四川民工尤国英，因患高血压脑出血处于浅昏迷状态，贫困家属实在没有钱给治疗了，对医院说“送火葬场好了”，医院还真的就给送过去了。这个事件经媒体披露后，在全国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响——这绝不是“策划”出来，每天几千元的巨额医疗费也真是让家属走投无路了。后来尤国英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同情与援助。设想一下，如果这个事情是家属、医院、媒体联手策划出来的，那简直就是策划救人的登峰之作了。但策划把病人丢在医院的事情是发生过的，也不排除今后发生策划将病人拉到火葬场的可能。

　　应该说，中国救济思想是源远流长的。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时诸子百家对济贫的说法就有不少，《礼记》说“以保息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孟子》曰“人饥己饥，人溺己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都体现了儒家的“仁政”、“民本”和“大同”思想；儒家目标是重在社会控制，既主张政府的积极介入，又提倡民间相互济助。尽管世界上第一部社会保障立法，是英国的《济贫法》，但我国历史上国家介入济贫在汉朝就已发端，尽管没有完善的法律，但好歹也比英国伊丽莎白济贫立法要早1000多年。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真正的国家济贫法是1943年公布实施的《社会救济法》，尽管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没有能够得到良好的贯彻，但至少有法了。

　　经过几个世纪的努力，以实现公民生存权为目标的反贫困立法，现已在全球普及。我国虽有一些社会救助方面的政策法规，但缺少一部符合国情的完整法律。加上社会救助经费没有能够与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步增长，贫困家庭在得到社会救助后，大多仅仅是不至于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无家可归，甚至对一些人来说也就是“吃不饱饿不死”地活着而已，一旦遇到疾病困境，最起码的需求就无法得到，根本谈不上生活的质量和做人的尊严，这与现代文明社会、与市场经济环境是极不相称的。早在2000年，就有来自欠发达地区的代表建议，尽快制订出台我过的《反贫困法》；而民政系统、社保部门也着手组织起草《社会救济法》。以法治来保障公民生存权利，已是当务之急，但通常“饱汉不知饿汉饥”，法律的“出生”机遇究竟在何时？

　　由于政府没有完善提供救济和保障，所以只能让社会提供“剩余型”的有限救济；“剩余型”济贫思想依然是社会的“主流思想”；至于国家政府，大抵还运行在“大扶贫”、“泛救济”上。“大扶贫”、“泛救济”虽然也包含了济贫”和“保障”的意义，但仍然与现代社会救济制度差距很大。“大扶贫”、“泛救济”，就是以计划的方式拨一批钱款下去，看起来是普降甘霖，其实是杯水车薪的毛毛雨，加上官吏的层层“雁过拔毛”，到了该到的人手里只有五毛钱八两米了。

　　手头有本《中国灾荒史记》（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从原始社会的鲧、禹治水一直说到上世纪末，人类的文明史有多长，人类的灾荒史就有多长；灾荒致使人员伤亡、人口流移，毁坏社会安定，直至爆发起义、更迭政权。灾荒因为具有鲜明的群体性，所以救灾已成共识；但是，新的世纪更应关注隐性的、散点分布的“灾荒”，那就是发生在个体身上的“灾荒”，其中“病灾”就是一个重点、难点。像得了髓母细胞瘤的小欣月，面对的不仅是“看病贵”——缺钱治疗，而且还有“看病难”——优质医疗资源的稀缺使她不能很方便地得到治疗，也只能千里迢迢奔北京去。

　　像看病之类，因为经济困难可以通过策划来赢得救助，而经济之外的呢？比如需要非贫困意义的重大法律救济，难道都能通过策划炒作就能“搞定”吗？再比如教育，读不起书的孩子还是要靠白芳礼、刘念友来资助吗？白芳礼决定靠自己蹬三轮的收入帮助贫困的孩子实现上学的梦想，已经74岁高龄了，这一蹬就是十多年，捐款金额三十多万元，跑过了相当于绕地球赤道18周的路程，直到他将近90岁逝世，这是个人的“荣”，还是国家的“耻”？挖煤的刘念友老师每月只有800多元工资，3年来独自下井挖煤，将微薄的收入用来资助贫困学生上学，你说这是老师的“荣”，还是教育的“耻”？

　　如今我国居民的存款已达“宇宙级数”，万亿存款搁银行里干吗，道理很简单，大家都不敢花钱，留着要读书防病养老。至于“世袭贫困”群体，哪里有钱存银行，所以有病没钱治，只有等死。其实整个国家并不是没有钱来救济保障没钱治病的人，不是公务人员用在吃喝、小车和出国旅游上的钱，一年就达9000亿吗？现在的问题是资源配置的不公平，别说小钱没有花在刀刃上，大钱也没有用在最该用的地方。

　　美国《读者文摘》讲过一个“每条鱼都在乎”的故事，杂文家陈鲁民先生以此为题写了篇杂文，《文汇报》“笔会”副刊2003年选本就以《每条鱼都在乎》作为书名。故事很简单：暴风雨过后，有许多被卷上岸的小鱼困在沙滩的浅水里，无法回到大海。一个小男孩不停地将小鱼捞起，并使劲扔进大海。路边的男人忍不住说：“孩子，这里有几百几千条小鱼，你救不过来的。”“我知道。”男孩回答。“那你为什么还要扔？谁在乎呢？”“这条小鱼在乎！”男孩一面回答，一面捞起一条小鱼扔进大海，“这条在乎，这条也在乎……”每条鱼都在乎，这是确实的；但是，救济每条鱼不能依靠“一个人”的力量，因为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非常有限的，“愚公”其实无法“移山”。

　　在《反贫困法》、《社会救济法》等等法律稀缺、政府无法完善保障其公民获得起码的救济的时代，我们还将不时看到以“策划”而赢取人文关怀、人道救济的例子，对于“在乎生命”的“鱼”来说，救一条是一条，这也是好的。而作为公民的我们，在伸出援手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敦促立法机构早日出台完善的相关法律，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