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论改革，忒多局限

　　新时期一大文化现象是时评热。由于以小见大、紧跟热点、关注民生、议论时政，时评已成为众多报刊的拳头产品，成为读者报刊阅读的首选内容。说时评家在当下的政治经济讨论中拥有话语霸权，说眼下时评独步天下，丝毫不夸张。

　　任何事物都有局限，因中国特殊的国情而产生的时评热，也有它的局限性。

　　一、因为篇幅小，时评的论述就不可能全。这种文章形式对某些具体社会现象，比如好人好事、不正之风或丑恶习俗等，加以道德的文学的经济的政治的点射与抨击，其作用类似战争中的游击队。其一般功效为：发现敌情，放倒消息树，告诉乡亲们鬼子进村啦；告诉主力部队，这次来的是北八军五师装甲兵。而灵活机动伺机而出，抓获几个敌军哨兵，消灭几个掉队敌兵，则是时评家的主要任务。若论全面部署，制定海陆空三军联合作战方案，与社会弊端展开正面作战，游击队的行为和作风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主力部队的首长有时还要提防游击队作干扰正面作战安排的小袭击。防止其乱扔手雷，干扰大局。

　　二、时评家多是行伍出身，没有经过多少正规学校的专业技能训练，加之日常使用的多是经济的文学的道德的政治的等十八般兵器，因而对于某一种具体兵器的了解使用，就比不上经过专业训练的学院派知识分子。与此相适应，当与社会弊端战斗需要运用某一种特殊的兵器（比如经济学）时，由时评家组织操抢动武，就显得力不从心。虽然时评家参加战斗多，实践经验丰富，出门撂倒两个鬼子兵没有问题。但是，要用经济学这一门专门的武器探出敌人在什么地方，如何用围歼的办法一举消灭敌方主力部队，则非时评家所能胜任。

　　三、即使时评家拥有非常精深的专业知识（比如经济学或政治学知识），但由于时评特有的文章形式的限制——篇幅太小，一般在1500字左右。他也无法用专业理论把相关的道理讲清楚，更无法用这个形式阐述清楚哪怕一个局部战役需要采取的战术方案，更遑论不同战略战术思想的区别，不同战略观点方案的优劣。

　　四、我们的报刊杂志，把国家改革政策、主张、战略这样的大问题，交由1000多字的小评论、小杂文、小感想来研究和解决，的确难为了诸位写家。给这样的条件，用这样的形式，不仅时评家做不好，就是经济学家或者政治学家来做，也同样做不好。张维迎先生做的第一道练习题就错漏不少，引起老师同学一片哗然。后来硬是用了三元一次方程，通过多个步骤方才将问题证明清楚，使之无懈可击，说明了这一点。用这样的文章形式反思改革，那可真如郎咸平先生所谓“螺丝壳里做道场”，或者说是“牛角尖上竞高低”，是搞不出多大名堂的。用这样的意见引导读者或从事改革实践的干部职工，不仅会造成谬误，搞乱人的思想，还会误改革的大事咧。如果说，从“雷锋叔叔爱护一颗螺丝钉”说起，从“总理穿旧棉衣”说起，还能达到我们希望达到的目的，说清我们希望说清的问题。那么，从“穷人反对改革”说起，从“腐败出一套新体制”说起，从“小政府大社会”说起，就达不到人们希望达到的目的，说不清人们希望说清楚的问题了。

　　五、由于看问题的角度，应用的学科范式不同，由于一句话脱离了具体的环境、语境，会有大不相同的意义，因而，用时评论改革，难保不出韩复渠式的笑话：据说有一回齐鲁大学校庆，韩复渠到会讲话，他说，“今天不准备多讲，先讲三个纲目。蒋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兄弟我双手赞成，就是一条‘行人靠右走’着实不妥，实在太糊涂了，大家想一想，行人都靠右走，那左边留给谁呢。岂不遗笑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