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贸易摩擦说明我们都获得了发展

　　本报记者 刘坤喆

　　身为欧盟在华的最高级别官员，欧洲委员会驻华代表团团长赛日·安博大使最近刚刚结束休假，从欧盟总部布鲁塞尔回到北京。他有没有带回关于中国和欧盟关系的最新消息？欧盟方面如何理解2006年中欧关系发展的重点？欧盟如何评价中国的“十一五”规划？如何看待最近频频发生的中欧贸易争端？在“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有什么新说法？针对这

　　意识到问题很重要，真正解决问题才有实际意义

　　记者：您刚从布鲁塞尔回来，是否带回一些关于中国和欧盟关系的最新消息？您如何评价中欧关系的现状？

　　大使：我认为，中国和欧盟目前的关系相当不错。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各方面都取得了大发展。中国为世界减少了3亿贫困人口，GDP增长近年来更是达到每年约10％。在过去20多年中，欧盟一直是中国可信赖的伙伴。如果把中国的经济发展比作一枚需要贸易、投资、科技这3个引擎来助推的火箭，那么，欧盟则扮演了“为每个引擎增加推动力”的角色。因为首先，欧盟是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我们的贸易关系获得了空前发展。第二，欧盟多年来为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外国投资。第三，欧盟与中国进行了很多科技合作，比如伽利略计划、核能计划以及其他的电子技术项目，等等。

　　我从欧盟回来后的感觉是，中欧伙伴关系现在已经发展得“更为成熟”。20年前我们双方确立的目标，现在大都已经实现。在2006年，我们应在更广泛的领域确立新的目标。中国和欧盟都很强大，对很多世界事务，不可能视而不见。因此，欧盟认为，双方应考虑进一步携手合作，参与更多的国际事务并承担对世界共同的责任，比如在能源、环境、反恐等领域。

　　记者：在政治领域，双方目前在哪些问题上观点相近，在哪些问题上仍存在分歧？

　　大使：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发展模式，这是主权范围内的事，欧盟尊重中国选择的发展模式。中欧在很多国际事务上都有相近的观点，比如在联合国问题上、在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上、以及在很多国际会议上的表态等。

　　至于分歧，我想强调，我认为中国和欧盟之间没有大的、基本的分歧。但是在很多具体问题上，因为我们各有各的出发点、角度和利益，所以会持有不同的立场，这是很自然、很正常的事情。

　　记者：对于中国政府不久前制定的“十一五”规划，欧盟方面如何评价？

　　大使：我认为这一规划是一项很积极的措施，因为其中提到的问题都是中国最应优先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农民问题。他们为国家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值得政府去重点关注。对当今的中国而言，缩小贫富差距、加强社会公平、增加普通人的受教育机会和消费机会，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只有让更多的人分享到改革开放带来的好处，中国才会有更稳固、更长久的发展。

　　关于能源和环境问题，我也赞成中国将其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上。在今天的全球气候条件下，一个政府制定的政治措施，必须更有利于提高能源使用率、低资源消耗、减少全球范围内的环境污染。否则，经济发展就会付出沉重代价。

　　我想特别对中国领导层说的是，政治智慧、执政知识非常重要。意识到一个问题很重要，但这只是个开始；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才有实际意义。这就需要领导层懂得通过政治决策，把愿望变为看得见的现实。

　　欧盟已经发展了25年，也曾面临过与今天中国所面临的同样的问题，因此有一些自己的切身经验可以和中国分享。举例说，爱尔兰在刚入欧盟的时候非常贫穷，经过这些年的发展，现在的爱尔兰人均收入甚至超过英国，这是几个世纪以来都难以想像的。再如，刚刚入盟的10个新成员中，一些成员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超过法国。我想，这些都得益于欧盟的地区平衡发展政策。因此，如果中国能制定并切实执行一个“健康”的地区发展政策，那么中国的“西部、中部大大落后于东部的现状”就会一点点改善，最终甚至会超过东部，这并非不可能。

　　发生摩擦恰恰说明我们都获得了发展

　　记者：近一段时间，欧盟和中国频频发生贸易摩擦，先是关于鞋，现在又是关于彩电。您认为，发生这些摩擦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大使：我们不应把这看成是“冲突”，我们只是存在一些需要共同努力来解决的现实问题。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就不会有任何摩擦。有摩擦，恰恰说明我们都获得了发展。2005年，中欧贸易额首次突破了2000亿美元，欧盟连续第二年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根据我们的统计，中国对欧盟出口额达1800亿美元，欧盟对中国出口额达600亿美元。有时一方必须要考虑自己具体的利益，但双方也有共同的利益所在。发生纠纷的中国鞋和彩电，只占中国对欧盟出口的一小部分，绝大部分中欧贸易还在一如既往地进行着。

　　我想强调，这些贸易争端只是“正常生活的一部分”，没什么可大呼小叫的。随着中国出口额的增加，随着更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这种正常的争端还可能会继续出现。大家现在都在WTO框架内，都可以运用WTO规则，中国的企业如果认为有必要，也可按照程序状告欧盟的企业。

　　开放市场比人民币升值更为迫切

　　记者：美国一直把大额贸易逆差归咎于中国的汇率问题。您认为，如果中国果真大幅升值人民币，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是否就能解决？

　　大使：的确，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在2005年超过1000亿欧元，用美元计算大约是1200亿美元，而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达到了2000亿美元。但我想说，我们不能指望一两个原因就能解释整个问题，造成这一结果有多方面的原因。我们不应指责中国出口了这么多的产品，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出口其商品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所以，不该有“害怕中国出口迅速增长”的思维。

　　但另一方面，中国也应为包括欧盟企业在内的外国企业开放更多、更自由的市场，这既包括商品市场，也包括其他领域的市场，如银行业、保险业、建筑业等等。因为“开放市场”本身就是缓解贸易逆差的一个重要解决渠道。而且我们认为，“开放市场”比“人民币升值”更迫切、更应被优先考虑。

　　记者：有人说，欧盟之所以频频对中国动用反倾销大棒，一个关键原因就是：中国没有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可。您认为，中国到底要达到怎样的标准，才会获得欧盟对这一地位的认可？

　　大使：毫无疑问，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但现在中国的市场竞争程度还远远不够，一些立法，如会计法、破产法，也都亟待完善。现在，很多中国的企业没有正规的账目，因此，在反倾销调查中，他们就无法证明自己到底是否在倾销。还有一些中国企业向银行贷款不还，但仍有其他银行继续给它贷款。而在“完全市场经济”中，如果企业贷款不还，是应该破产的。

　　欧盟希望中国的立法机构能够表现出一定的努力姿态，制定或修改相当数量的法规，来保障欧盟企业与中国企业之间的竞争是公平的。当然，欧盟不指望这些变化一天就实现，因为欧盟在这一点上也经历了很长的时间。不过，中国要展现出“正在发展”的标志和证据。

　　因此，目前对中国而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证明自己“正在向着真正的市场经济前进”。中国和欧盟的高层已经成立了一个专门磋商这一问题的工作小组。欧盟认为，在解决这一问题上，政治远见和政治高层的参与会比单纯从技术层面谈，更有效果。

　　记者：中国目前正在制定“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欧盟是否愿意在此问题上与中国政府多沟通、合作，而不仅仅是施压？

　　大使：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一天一夜也谈不完。长话短说，两点最重要。

　　首先，知识产权的影响遍及生活各个角落。中国的很多商品，包括药品、儿童玩具、飞机零件，现在都出现了伪造品，这是很严重、很致命的现状。我打个比方，如果有人偷了你的包，那他的行为就属于“犯罪”；而如果有人偷了你的思想，却什么责任也不承担，这肯定不对，有失公平。今后，随着欧盟与中国的技术合作越来越多，我们将面临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也必将越来越绕不开、逃不过。

　　第二，中国在加入WTO以后，有关保护知识产权的立法做得很好，关键问题是执行、实施得不好。我们不指望中国在1年或5年内就取得翻天覆地的进步，因为这需要时间，但中国必须向世界展示出“我们正在逐渐地、一点点地改进”，而且这种循序渐进的改变要能看得见效果。对中国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我们愿意与中国合作，同时希望它能取得立竿见影的真正效果。

　　本报北京4月5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