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华萍（北京剧评人）
近日，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在北京人艺小剧场演出了他们最新排演的曹禺名剧《日出》。执导此剧的是北京人艺的导演任鸣。这是任鸣在新加坡、北京之后，第三次导演《日出》一剧。笔者去年年底先行在天津观看了该剧的演出，1999年也看过任鸣为北京人艺排演的人艺版《日出》，所以我不妨把两个版本的演出对比说说。
对待一部诞生了60多年的话剧名著，一个当代的导演总是希望以现代的导演思维和
全新的意识去处理它，这可以美其名曰“以现代人的眼光关照名著”。上一次在北京人艺导演话剧《日出》时，任鸣导演就特别地赋予了他新版《日出》的现代意识。导演把第一幕和第三幕的人物和场景都放到了当代。他让剧中的人物穿时髦的名牌服装，陈白露自然是当代的交际花，而李石清这个昔日的银行录事成了今天背着笔记本的股票经纪人，方达生则成为了一个渴望有所作为却又彷徨苦闷的现代青年。
但是，这一次重新导演《日出》一剧，笔者看到导演把很多外在的舞台手段都藏了起来。他不再刻意追求剧作的现代性，“时光流转”的主题和手法没有再次使用，而是原汁原味地排演出一部具有天津人艺风格的地地道道的话剧《日出》。曹禺先生当年写作这部剧作时，在两个浓缩的场景里表现一帮人过着纸醉金迷、醉生梦死的寄生生活，而另一帮人则挣扎在饥寒交迫、食不果腹的生死边缘。这是一个悲惨的人间地狱，这是一帮损害他人的恶人和被损害的小人物。曹禺先生用白描的手法刻画出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同时也寄托了他“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文思想。
我注意到，北京人艺版的《日出》，是在陈白露猛烈地把酒杯摔向那面落地的大镜子，劲歌狂舞渐渐低沉、灯光缓慢熄灭结束。而天津人艺版的《日出》，却是结束在陈白露终于厌倦了强颜欢笑、纸醉金迷的生活，决定“远去”的时候。在北京人艺版的《日出》里，歌舞升平的世态表现和陈白露的愤怒，也许是对现代社会诸多丑恶现象的一种直观的却过于浅显的宣泄。而天津人艺版的《日出》，陈白露选择平静地“远去”，就多少带有一种无声的抗争了。很显然，“无声的抗争”比“简单的宣泄”更具有悲剧性。因此尽管时过境迁，我们还是看到了这样一台没有太多的舞台手段和技巧的《日出》，它呈现给观众的就是演员们朴实而精湛的表演。半个多世纪的时光流淌过去了，今天的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谁又能否认《日出》一剧所具有的现代性呢？
因此，我以为，有时候，我们不必太刻意强调剧作的“现代性”。英国著名戏剧导演彼得·布鲁克曾经说：“我们没有耍花招……我们必须摊开两只空手”。于是，《日出》一剧的现代性便在这种没有耍花招和朴素的表现中昭然若揭了。这便是我从两个版本《日出》的对比中得到的一点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