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极限”

　　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公开发表。如果说在此之前的罗马俱乐部因为集中了来自世界各地的100多名科学家、实业家、经济学家、作家、教育家和政治家已经拥有了不小的知名度，这本震撼世界的研究报告的发表，则更使其名声显赫。

　　《增长的极限》列出当今全球存在的五个基本问题，即人口爆炸、粮食生产的制约、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工业化及环境污染，发出了惊世骇俗的警告:“地球已经不堪负重，

　　而事实上，如果说“增长的极限”的预言不可否认为全世界发出了有益警告，尤其是对当时正陶醉于高增长、高消费“黄金时代”的西方发达国家，无疑更具有警醒意义，“零增长”对策则难免新殖民主义辩护词之嫌。正如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学者所批评的:“在发达国家已经追逐到财富后，却要求不发达国家维持现状，不要走经济增长和富裕的道路，这是极不公正的。”事实上发达国家也没有且不可能作出“零增长”的选择。因为一个众所周知的道理是，经济的持续增长是社会发展所固有的特征，没有经济增长，就会发生经济危机，更何况世界各国靠消耗资源的增长竞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这种增长需求，对于因错失了若干发展机遇而在过去的资源竞争中被拉下差距的中国，尤其迫切，也尤其充满实现的艰辛。

　　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国家战略选择失当，紧接着不断的经济政治震荡，失去了充分利用世界资源的发展机遇。丧失机会就不会没有代价，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资源“极限”压力下去偿还发展欠账的高昂成本。今天的中国，一方面，在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甚至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都处于鲜明对比的情况下，民众追求富裕的愿望不能不使政府树立赶超理想，明确振兴目标，坚持发展是永恒的主题、永远的“硬道理”的理念。另一方面，无论是赶超理想还是振兴的目标，只要含有经济发展这一项，就离不开资源消耗。既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经济增长奏不出这样的浪漫曲。中国几十年如一日地埋头赶超，确实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公布的经济增长速度总是令人刮目相看。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背后，到底付出了多大的资源环境代价，虽然我们从来没有像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那样，也发表“环境困境的报告”，但困境确已摆在了面前:我国现有荒漠化面积267．4万多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27．9%;全国18个省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到20世纪末，全国668座城市中，已有400多个城市供水不足，其中比较严重的缺水城市达110个。如果说《增长的极限》发表的时候发达国家的资源压力可以通过廉价的国际资源市场来扩散，今天中国的资源困境则已经没有世界资源大环境的缓冲而显得压力沉重。我们可以指责发达国家今天的成就是建立在昨天对世界资源消耗的基础之上的，但一个永远不可能改变的现实是，世界的资源就这么多，世界现在不是、未来也不会是按照中国发展的意愿来重新分配资源。所以，面对今天巨大的资源环境压力，尽管中国的公民们无一例外地真诚希望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会直，但“极限”的压力却顽固地在增长。据中国地质科学院的一项研究报告，未来二三十年内中国现有资源的供应将不可持续。今后20年，中国实现工业化，所需石油、天然气、铜、铝矿产资源至少是已探明储量的2至5倍。

　　要发展，又要应对资源极限。要发展，又要着力环境保护。今天的中国，确实步入了前所未有的两难困境。政治家们高瞻远瞩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尖锐性和重要性，反思带来增长“极限”的传统发展观弊端，以科学发展观开始了对这一“极限”的全面挑战。

　　作者：徐静来源：金黔在线—贵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