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是绛紫的

　　文/张佳玮

　　朋友说过，我最可怕的时候，就是一边拿着手机按短信，一边不抬头说：表，绛，紫。

　　我身高180公分，打篮球的时候，我能够防守篮下，并且从来不忌惮冲撞。你知道，

　　凡事有因必有果。如果追溯原因，我可以说，以前有那么一个女孩儿，她模仿樱桃小丸子是如此的出色，以至于我都觉得模仿小丸子很有意思。于是我亦效之仿之。

　　后来这个女孩离去，带来很糟糕的后果。因为我和她曾经走过一个城市的绝大多数街道、河岸、图书馆、剧院，有很多东西的记忆和她相连，比如夏日，比如阳光，比如篮球场，比如单车，比如游泳池，比如草坪风筝走廊街道巧克力柜台CD店夜间的长途车站。这些记忆在很长的时间里折磨着我，最久的一次，是我最后一次见她事隔一年后，在书架上翻到了一本她看过的小说，在她没有看完的地方她做了一个折痕。当我明白她再也不会回来重新看这本小说，并像小猫一样吞咽着读出句子时，忽然之间，我又一次难过起来。

　　我在上海开始一个人住的时候，大多数的夜晚我读书或者写字度过。偶尔愿意让脑子偷懒时看《机器猫》和《樱桃小丸子》。然后，轻声地模仿着小丸子说话。就像她以前所做的一样。

　　是绛紫的。

　　绛紫是怎样捏？

　　绛紫就是绛紫嘛！！（嘛字第四声重读）

　　你表绛紫嘛，忽忽……

　　2005年的夏天，我发现全世界都开始这样说话。是绛紫咩？不是的哟。这个时代的好处，是不再会有义愤填膺的人们跳出来，怒吼着让我们抵制港台腔。然而在宝岛呆过的朋友说，他们也并不尽是如此说话。然后，我大致懂了。

　　这是我们归类时代的方式。用一种夸张的语调作为明显的标志，来代言一群人。就像十多年前，香港红馆演唱会在玩老式干冰做烟雾，一群伴舞的人穿着亮闪闪的恶俗外套取悦香港同胞。而北京中央电视台那设备残破的演播厅里，两个说相声的在夸张地模仿粤语，“雷好哇”，“我系广东人啦”等等，夸张地调侃着广东人和香港人。说这两边谁比谁傻，那也未必明了。

　　就像我们现在看八十年代的香港剧，那些布景那些老配音演员的念白那些小树林子那些流程化的过场，都是那么的傻气。可是小时候会一起围坐在电视机前，支着下巴看，一旦停电了或者插播新闻了，还会老大不愉快。

　　就像以前的人爱听爵士乐以前的人爱穿旗袍以前的人爱听《花好月圆》以前的人爱在香烟盒子上印旗袍美女以前的人爱唱《东方红》以前的人爱讲口号以前的人爱吹口哨以前的人爱提着录音机满大街跑以前的人爱听粤语流行歌以前的人爱打鸡血甩手喝红茶菌一样。

　　到很多年后，会有人说：以前的人爱学闽南口音说绛紫，以前的人爱听超女和刀郎，以前的人爱看东北话小品逗乐，哈哈。金庸笔下的胡斐爱上了一个穿紫衣的姑娘，希腊的祭司以穿绛紫色袍子为贵。然而这有什么关系？这一切终究无法阻止绛紫成为一个地域的代言，一种文化的象征。

　　卡尔维诺有个小说，写市民马科瓦尔多的儿子们去砍柴。孩子们问爸爸：树林是什么？爸爸说：树林就是有大片木头的地方。孩子们找啊找，最后在高速公路旁边找到了一堆广告牌，大喜，曰：树林啊！！！

　　2月18日是意大利人的王子、最后一个足球诗人巴乔的39岁生日。他曾经在佛罗伦萨穿着紫色的球衣作战过，但那时中国的女孩还来不及迷上他。那天早晨上海下起了大雪，雪花片大得犹如松鼠尾巴，蓬松晶莹地就散落了下来。小时候不怕冷，会跑到操场上去捧雪捏球，堆雪人。上课铃声恍若追命。所以总盼着体育课时下大雪。冻得手冰冷，脸发红，还会一直在那里笑。而那天早上我穿着毛衣戴着围巾踏着皮鞋在窗口喝热茶，不敢出门。网络电视里在播放一些很容易让人愉快的肥皂剧，那些男男女女穿着很多年后会被人们嘲讽的衣服用夸张的声音一再地分离，然而我知道他们终于还是会相聚，通过无数的机缘巧合。我开始幻想肥皂剧式的镜头：多年以后，大雪封天。我和那个女孩子在某个我们曾经荡过秋千或者喝过茶或者放过风筝或者读过书或者诸如此类肥皂行为的场所相遇。我们能说一些什么？

　　“噢，你也在这里哟？你还好么？”

　　“就绛紫咯。”当有一天树林、方言、《花好月圆》、旗袍和“绛紫”都会被忘记，书的折痕和它的主人的容颜都会缓慢消退。最后的智慧和年轻归于樱桃小丸子，她将会不断地出现在怀旧的屏幕中，用永远不会老去的容颜和声音———那被铭刻了的，永远年轻的，我不知名的配音者———说：是哟，是绛紫的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