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农民工理性更重要的

　　直言

　　迅之

　　阿星杀人事件再次上演了，只不过换了人物、地点和时间这三大要素而已。彭文华不满工资待遇和岗位，为了每个月480元的补贴而怒杀公司副总经理；谢忠楠讨薪不成心生恨

　　这些极端事件的一再发生足以敲响警钟:弱势群体的心理需要健康辅助，培养一些理性精神，否则，当他们感觉到生活希望消减乃至渺茫的时候，选择以暴力方式来对话，便是一念之间的事情了。然而一味要求农民工理性，他方却不负任何责任，指望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来化解冲突，那理性精神便难免一而再、再而三地缺席。

　　理性只有和人文关怀结合到一起，理性的力量才能战胜暴力思维。这个理性绝非单单指农民工的理性，当既得利益集团为了利益而违背商业伦理、竞争规则的时候，岂能一边自己获得不理性的暴利，一边又要别人“理性”地坦然接受？世界上的好事总归不能让既得利益集团全占了，当某些中国企业家一再蔑视穷人的时候，如同薛涌先生所言，“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正视穷人的需求，发展为穷人服务的产品，我们就会为我们的富人文化付出惨重的代价”(见昨日南方都市报)。这个代价就是社会秩序“丛林规则”的回归；在“丛林规则”之下，弱肉强食是不二法则，社会开始失范，暴力最强者说了算，其结果就是无政府主义的肆虐。

　　要想制止无政府状态出现的可能，政府就应当担负起责任，化解在穷人和富人以及权势者之间的心理冲突。而化解这一心理冲突的主要方式有两个角度，一是精神上的化解，一是物质上的化解。

　　所谓精神上的化解，就是加强对农民工的精神关怀和心理辅导，为农民工建设一个适合他们的良好的文化氛围。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产生焦虑感是正常的事情，农民工也需要文化和心理上的排解机制。文化沙漠无论对哪一个人群而言都意味着危机的出现:在缺乏排解机制的情况下，暴力的直接性往往最具诱惑力。

　　所谓物质上的化解，即利益共享。共享不是平均主义，不是富人来对穷人施舍，而是政府应在消解掉具体利益的条件下，担当仲裁者的职能。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一个公平的薪酬支付体系、一个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这就是政府需要做的事情。做到了这一点，农民工自然就有了救济渠道，以暴力来求权利的可能性也就大大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