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人口问题的忧思

　　世界人口在2005年底达到了65亿。以2005年11月1日零时为登记时点，国家统计局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推算，2005年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30756万，广东同步抽样调查推算常住人口为9194万。对此，笔者不无忧思。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人口问题与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当人口增长达到一定程度时，人口问题就会演变为一种社会灾害:人口过剩、人口膨胀、人口

　　玛雅文明覆灭根本的原因，是很难养活日益增加的人口。诞生于公元前2世纪的玛雅文明，125年后人口增长到每平方公里200－500人，总人口达500万(这一地区现在只生活着几万人)，与现在高人口密度的农业社会相当。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耕地的面积也不断扩大，与此相对应的是森林减少，水土流失和干旱不断加剧，山地很快就变成贫瘠的不毛之地，而低地河道中的淤泥越积越厚，使沟渠难以畅通，泥沙掩埋村庄。内部的反抗也爆发起来，饥荒和战争迅速耗竭了资源和人口。750年后，该地区又进入了持续干旱时期，到800年前后干旱达到顶点，饿死、早夭、战死、逃亡使人口消失了90％－99％。

　　人口增长与灾害呈现正相关。明清以来中国史料记载以及清代报灾制度，大量统计表明了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生产生活区域的成倍扩大，遭受到或记录下来的灾害相应地增加。越是人口稠密，自然变异成灾的几率就越多，灾害的次数也越多。相反，人口越是稀少，成灾的几率就越少。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竺可桢对17世纪以来直隶水灾多的原因作了精辟分析。他认为造成这种情况，既不是因为直隶是首都所以记载特详细，因为此前直隶同样是首都，但记录下来的灾害并不多；也不是因为永定河的河道发生了变更，以致泛滥更加频繁，因为后人对于永定河的治理力度要远超前人。真正的原因是直隶人口的增加和农业的勃兴。在宋代以前，直隶省的低洼之处都是淀泊沼泽，尚未开垦，元明以后，以前的沼泽逐渐变成了良田，水灾因而增多:“以前即使有水，也不成灾，至此是有水非成灾不可。”

　　清朝后期，人口成倍增长对社会的沉重压力不断显露出来，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前的1842年，人口增加到4.13亿。汪士铎(1802～1889年)就认为，太平天国革命是由于中国人口太多造成的。史家估计，这场与清王朝博弈十三年的起义失败后，中国人口减少了约1.5亿之众。

　　现代社会，过多人口聚集城市，给城市基础设施、治安、就业、生态环境等各方面造成巨大压力，引发“城市病”，这在发展中国家尤为明显。印度的孟买、加尔各答、德里这些大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市区拥挤不堪，贫困、污染、失业、犯罪等社会问题相当突出。

　　拉丁美洲国家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决定性因素是城市人口膨胀，农村移民成为人口潮中的主流，城市人口增长远远超过了工业发展的需求，集中在首都和几个大城市。墨西哥仅首都墨西哥城人口就占全国城市人口27％，巴西城市人口大多集中在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两大城市，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居住了全国人口的1/3，秘鲁首都利马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50.9％。人口分布不平衡，促使拉美国家出现“拉美陷阱”:人均GDP不低，但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差距悬殊，社会动荡不安。

　　当今我国耕地仅1.5亿亩，以世界7％的耕地养活22％的人口，创造了奇迹，也带来了麻烦:人口数量世界之最。据推测，我国人口最大承载力为15亿－16亿，21世纪40年代达到这一极限(广东人口发展战略新近推测，广东省最大人口容量为1.1亿)；我国还未富先老，1999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我国流动人口超过1.4亿，城市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已逼近极限。深圳市“十五”计划曾设想2005年人口为480万，而此时实际管理人口超过1000万，水电油运等全面告急。

　　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有14个省出生人口性别比超过117。人口性别比有其内在规律(104－107之间)，长期失调将会造成难以估计的社会问题。科学家还忧虑，当今人体高度和体重在增加，也潜伏着危机。近一个历史时期，人类不仅没有像从前那样不断进化，而且出现了退化现象，表现在人类的遗传病种类及患者数量正在迅速增加，人类的精子退化，人类的抗病机能下降。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现代化战略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