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令人满意的公共财政制度特别是现代预算制度，无疑一直是我们所呼唤和争取的，它对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尤具意义。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公共财政制度是国家政治体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重要性不下于选举制度、政党政治、议会制度和舆论监督制度。正如经济学家王绍光所说，一个令人满意的公共财政制度特别是现代预算制度，是遏制腐败、加大政府透明性、调节收入分配、缓解社会矛盾、增强国家能力的制度条件。不改造公共财政，无论是基层民主，还是更大范围的民主，都难以发挥实效。
但理想中的公共财政制度是争取来的，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直到20世纪初，美国的预算情况恐怕是我们预算软约束现状的翻版：一堆杂乱无章的事后报账单；对部门的拨款只是总数，没有细目，更谈不上完整，公民实际上根本无法对政府行为进行有效监督，权力寻租等腐败现象自是蔓延肆虐。1905年，一批人设立了旨在推动纽约市预算改革的“纽约市政研究所”。他们认为，没有预算的政府是“看不见的政府”，而“看不见的政府”必然是“不负责任的政府”。预算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把“看不见的政府”变为“看得见”，人民才有可能对它进行监督。在他们的积极鼓吹、热切推动下，纽约市在1908年推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份现代预算。到1913年，预算文件已从1908年的122页增加到836页。初战告捷后，纽约市政研究所的大将移师美国首都华盛顿。在他们的努力下，国会终于在1921年通过了“预算与会计法”。至此，美国的预算改革可以说大功告成了。
正如有学者指出，改革公共财政是政治改革的最佳切入口。它是低调的，不会过分提高人们的期望值；它是具体的，比抽象谈论“政治民主”更容易操作；它是务实的，可以在不太长的时间里产生看得见的变化。马廷刚(来源：厦门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