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了解历史，也是一种罪”

　　侵华日军为冻伤试验拍摄的图片成了其非人道犯罪的铁证资料照片

　　曾误导森村诚一，并把他拖入官司的一张错误图片资料图片／图

　　谈及近些年的中日关系，一个“冷”字可谓形象。但如果进一步追问困扰中日关系的“结”究竟是什么，相信大多数中国民众给出的答案是对历史的认识。

　　对于这一点，日本现政府的公开表态是“不可理解”。至于日本民众，即便不认同政府在该问题上的处理方式，他们对中国人在历史问题上的执著也很有些困惑，而中国人对日本整体性的遗忘也同样充满了深深的不解。

　　事实上，那场战争在国家层面上几十年前就已经结束，而在人的层面，它却始终没有结束。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今天中日关系的困局。也正因为如此，中日两国都需要认真的反思，因为只有真正的反思，才是彻底了结那场战争的必由之路。

　　“我们倘若失去历史，还将失去从历史的教训中得到进步的机会。”对此，王选曾不止一次地大声疾呼。

　　还原被有意无意遗忘的历史是在反思，探寻背后的文化心理因素同样是反思。在本篇报道中，我们选择了两位日本人对战争的反思。

　　一位是近藤昭二，一名日本记者，他通过30年的调查，把日本侵华战争中细菌战的历史一点点揭示出来。他借用对真相的追寻来反思战争。

　　另一位是上田信，一名日本学者，他在研究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过程中，与战争的真相不期而遇。带着对两国社会文化差异的研究，带着对战争真相的认识，上田信也有了他的反思。他在日本第一个把细菌战真相写入历史教科书，他也勇敢地为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原告诉讼团作证。

　　南香红／图近藤昭二：

　　一个日本记者的30年追问

　　□本报记者南香红

　　“一件事情要么别让我知道，知道了，就别想阻止我追问真相。”年过六旬，头发胡子都已花白的近藤，锐气依然不输30年前。

　　近藤昭二，最早研究并公布侵华日军细菌战真相的一位日本新闻工作者。即便已从朝日电视台退休，但他对细菌战真相的追寻却依然没有停止。2006年3月23日，他来到山东寻找侵华日军细菌1644部队霍乱实验的幸存者。直到现在，关于1644部队的一切都还隐藏在黑暗中，只有零星的信息散落在中国、日本、美国和前苏联。调查从零开始，前路迷雾重重。

　　永远地追寻真相，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是一个记者的天命。

　　零点自由

　　3月22日，近藤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放映了他编导的纪录片《隐秘在黑暗中的731大屠杀》。影片是他积30年所拍摄的11部总长16个小时的关于731部队纪录片的一部分。他说，这就是日本人要看的新闻。

　　他向中国的未来记者们解释这些“日本新闻”的由来——二战的时候，日本的媒体在政府的控制之下，让怎么说就怎么说，战后日本人就不相信媒体了。要我相信，好吧，拿出真实的、事实与事实之间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互相印证、有清晰的图像声音、甚至当事人亲笔签名的东西来。

　　30多年前，日本人根本就不知道731部队，对于日本军队在国外进行的战争，日本民众了解的仅仅是政府的宣传。近藤第一次听说731的事情，是在他二十七八岁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就是不相信这是真的。

　　疑问让他开始了追寻，追寻从零开始，“记者的本能是狼、是猎狗，如果一个事情完全处于未知状态，就是完全的自由，没有边界，一切都要看记者怎么动作。”近藤说。

　　20世纪70年代初，近藤从他的一个医科大学的好朋友处得到了一本“在昏暗的灯光下地摊上卖的野书”——《伯力审判——12名前日本细菌战犯自供词》，虽然这本书上印着莫斯科外文书局出版，但却无法证实它是真的，因为在日本所有的图书馆、书店等正式渠道里都找不到第二本，也找不到可以佐证它的材料。

　　战后，日本医科大学曾成立学生联合会，抗议学校老师对待病人的野蛮态度———想给人截肢就截肢，想开刀就在病人身上拉一刀，根本不把病人当人。近藤从中发现了线索：当时日本医学界的主要人物大都是731部队的旧军人，做过人体细菌实验的。

　　受到学生批判的人中，就包括近藤好友所在大学的校长吉村寿人。

　　“你是不是731部队冻伤实验班班长？”

　　“有这样的事吗？虽然同名同姓，但我不是。”这是近藤对吉村寿人的第一次采访。10多年后，近藤证实了这个人就是731部队冻伤实验班的班长，他们将人脱光鞋子露出手，绑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户外，直到手和脚敲击时发出“梆、梆”的响声为止。

　　为了找到更多的证据，近藤跑遍全国的图书馆寻找战时的老电话号码本，比对《伯力审判》所出现的战犯名字，将年龄相近、名字相同的挑出来，一个一个地打电话。

　　“我很狡猾，想了很多办法去套他们的话，我会说你去过西伯利亚吧，那里是不是很冷很苦啊？有时可以听出他们的慌乱，但得到的回答总是：对不起，你打错了。”

　　就在不久前，近藤终于在前苏联的克格勃档案里发现了30年前他打电话要找的人———伯力审判的供述者———731部队将泡过伤寒菌的饼分给战俘吃的“分饼人”。此人还活着，在日本无声无息地生活了半个多世纪(因为正在设法让他开口讲出真相的缘故，近藤不愿说出这个人的名字)。

　　“我不是你要找的人。”近藤曾用30多年的耐心和韧劲盯着说谎者。1971年，石川太刀雄丸这么回答近藤。当时他只是日本京泽大学的医学系主任，后来步步高升，出任该大学的校长。而他正是731部队人体解剖班的班长，知道731部队最黑暗最惨无人道的活人解剖的秘密。

　　“野蛮、残暴的细菌战违反了国际法，但战后为了维护日本的国体，也就是天皇制，日本政府曾召集紧急会议，商量对策，最后统一了如下的口径：1.细菌战是日军总参谋部自己搞的，不需要向天皇报告，天皇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2.有关人员关于人体实验和细菌武器攻击这两点是绝对不能讲的。”近藤说。

　　嘴咬得很紧，撬开并不容易。

　　第一个开口的人

　　找到第一个开口说话的人是在近藤开展细菌战调查十年之后。这个人叫石桥直芳，731部队少年班成员。消息来自于日本作家森村诚一的助手，当时森村诚一也在收集资料准备写作后来出版的《恶魔的饱食》。

　　近藤找到了石桥直芳的家，他终于成为第一个讲出真相的人。他曾在731部队看管秘密监狱，看到一个抱着孩子的苏联妇女被强奸以实验梅毒菌的传播和危害。

　　为了让更多的人“冒出来”，近藤怂恿他们开一个战友会。隐在日常生活深处的人就这样一个个出现了，当年的少年都变成了白发老人。他们坐在一起，脸上衰老而和善，和一般的老人没有什么区别。当他们走入人群，你很难分出他们。

　　近藤参加了这个战友会。“我和他们整夜地喝酒，喝得烂醉，你不能显露你的态度，你的态度只能是中立的，你只是一个记录者。如果你批评他们的话，他们就不会再说了。”

　　“喝酒的时候，我就暗暗观察判断谁是可以面对电视镜头说话的人，第二天一早起来在笔记本上一个个地安排好时间，一个接一个地采访，整整一天下来，采访了15个。”

　　为了接近这些人，近藤想尽办法了解这些二战老兵以及他们的喜好。遇到爱花的人，近藤就和他们谈花，谈园艺；遇到爱动物的人，近藤就和他们谈动物。

　　又是十年后，调查才有了突破性的进展。1990年初，近藤有机会来中国哈尔滨731部队原址拍摄，在哈尔滨他见到了一个叫敬兰之的中国妇女，她告诉近藤，她的前夫叫朱盈之，被抓到731部队，再也没有回来。

　　“听到这个消息，我有一种幸福感，我再一次找到了证实伯力审判真实性的证据，在那本书上朱盈之是一律被称作‘原木’的实验材料中的仅有的几个留下姓名的人。”

　　在哈尔滨，近藤还拍摄到当年抚顺战犯管理所保存的731部队战犯的证词、亲笔签名。这些材料当时不公开，为得到它们，近藤找到了当时的所长金源。“我说一定要拍到他们的亲笔签名，只有这样，拿到日本去才会有人相信。金源无法决定，天天向上汇报，我就天天缠着他。”

　　近藤拿着这些签名到日本就去找731部队林口支队长木神原秀夫，对着他问“这是不是你的供词、你的签名？告诉大家你说的都是真的！”“木神原秀夫见了我就跑，拼命地逃，就是不开口说话。”

　　少年班成员田村良雄回国结婚后已改姓女方娘家姓，叫莜冢良雄，当近藤拿着签名找到他的时候，他点头承认，并毫无保留地说出了真相，从此他成为少数几个向中国人忏悔的731部队成员之一。

　　到了20世纪90年代，各种信息开始向一起汇集。森村诚一的《恶魔的饱食》已经出版，英国、美国的媒体开始揭露731部队，大家可以互相借力了。

　　1991年，中国中央档案馆出版了档案资料集《细菌战与毒气战》，此档案集成为一个重要的难得的查找线索，日本学者村山高夫的弟子将它翻译成了日文出版，人们再一次从里面看到了细菌制造、人体实验、活体解剖的事实，被称为中国的“伯力审判”。

　　“当年，苏联在伯力提审了12个被捕的关东军俘虏。日军担心俘虏泄露细菌战的军事秘密，曾派人混入关东军俘虏中，反复强调人体试验、细菌武器绝对不能讲。一年半中，谁也没有吐露半个字。后来，一个作医生的俘虏承受不了心理的负担，讲出了真相。从此，苏联才撬开了这些战俘的嘴巴。当时中国大使曾向美提出要求，对细菌战进行再审判，但美国以‘这个东西不准确’为由，拒绝了中国的要求。作为记者，我知道它是真的还不够，我得找出活证据证明它是真的，我做到了。”近藤说。

　　重创

　　就在黑幕如破竹般地剥开时，一件事使揭幕行动受到重创。一张被《恶魔的饱食》作者森村诚一首先使用，BBC、NHK等大媒体普遍采用的证明日军321部队活人解剖的图片被指证是假的。画面上一个穿着全身白衣只露出眼睛的人在一张桌子前将双手伸进一个人的腹腔，手上和台子上布满鲜血。

　　森村诚一被拖进了一场官司，名誉受到重创，并且累及所有揭露731部队的人。

　　“一张图片用错了，他们就说你所说的都是假的。”近藤拿出一本发黄的旧书，指出那些图片是出自这本书———《明治43年南满洲鼠疫防治写真帖》，1901年到1910年中国东北发生鼠疫，这和731部队没关系。

　　731部队长石井四郎的嫂子将这张照片上的重要标识涂去，充作731部队的照片，高价卖给了一位来访者，此人又转卖给森村诚一。

　　一个出来讲话的731部队少年班成员在晚上被人用高尔夫球杆打昏，他坚持不报警，自己默默忍着；另一个人在出来说话之后不几天就死了，死因很可疑。其他少年班成员就更不愿意出来说话了。

　　近藤因为找到了图片所出的书，避免了这次重创，但是一个不可绕过的问题出现了：怎么才能分出细菌武器攻击造成的鼠疫流行与自然发生的鼠疫？而与这联系的731部队编制情况到底是怎样的？这是两个关健的问题。

　　近藤确信日军曾经使用细菌武器用于实战，但相关的证据却找不到。“当你提出一个事实时，你必须得找到三个不同的去佐证。”这是近藤一直以来坚持的职业原则。

　　近藤想把731部队的编制情况搞清楚，进而搞清日军在华所有细菌部队的设置，然后搞清楚这些部队在中国的作战情况。“那是一个非常庞大和消耗性的工作，我就像在玩儿童拼图，一块一块地找，所有的资料都是被掩藏起来的，你要东找一块西找一块把它们凑在一起。”

　　近藤曾经和日本厚生省交涉，要求公开731部队的资料，但得到的回答是：“731部队番号早已改成了659，所从事的工作也不是细菌研究。”“当时，拿出一份资料，只给我看一下封面，说是涉及到个人隐私不便于公开。”

　　在反复的交涉下，公开了一小部分资料，但许多人名的条目下，都是用黑墨抹去的。近藤只能如大海捞针般地去摸：美国国家档案馆、苏联档案馆、日本的零星材料、亲历者的口述，等等。

　　尖叫

　　一次，近藤查到了1946年盟军最高司令部法务局的档案，发现了一份731部队90名主要干部复员名单。接着近藤查到了一份美国占领日本时盟军总司令部发出的要“659”部队资料的命令，其中就有那份90人的名单。这是一个重大发现，近藤摸到了731部队的内核。

　　他迅速地在日本展开调查90人的行动，当他找遍后，发现在世的只剩4人。“总算一点一点地讲出来了，有一个人的采访还在进行当中。”

　　“非常幸运的是我认识了王选，并和她一起开始了中国细菌战受害情况的调查。”近藤说。王选是中国最早从事细菌战调查的人士之一。

　　近藤和王选找到了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细菌学主任叶天星，他曾经是战时国民政府的防疫专家，在鼠疫传染区工作过。老人已经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但当王选近藤找到他时，他思维清晰地对着电视镜头说出了他亲眼所见的情景：日军飞机撒下小纸包，里面包着跳蚤，咬了人就发病。

　　“有了叶天星的镜头，我悬着的心放下了。除了档案文字资料，我有了活的证人，细菌研究、人体实验、细菌攻击一环环都连了起来。”

　　近藤拼出了731部队的编制情况，使这个一直沉在黑暗水底的魔怪浮出了水面。日军731部队在1941年时，其编制人员曾达到3500人，是一个拥有十多种当时世界上其他国家未知的、人类毫无预防措施的细菌武器的战斗部队，从细菌实验到细菌武器制造，再到作战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建制，并且从该部队征调人员，日军还在中国的北京、南京、广州等地建有细菌制造和作战部队。

　　“当我盯着看我制作出来的731部队编制图时，我感到恐怖，脊梁僵硬冰冷。我的眼前就出现了蒙克的画《尖叫》，扭曲而怪诞的星空下，一张大嘴在疯狂地尖叫”。

　　“你满耳朵都是尖叫，但却没有一点声音，你知道所有的恐怖，但却不知道恐怖在那里。”

　　“我觉得那是所有被731部队细菌杀害的人的灵魂的尖叫。”近藤说。

　　没有得过奖的“天才”

　　日本学者村山高夫评价近藤是“采访的天才”。但这个“天才”却没有得过什么新闻奖。“有一次日本的新闻协会要颁给我一个‘大奖’，我连领奖的衣服都准备好了，但又不给我了，说有压力。”近藤说。

　　提起30多年调查中的艰难曲折，近藤总是用“我很狡猾”轻轻带过。说到每个具体的采访故事，近藤就会显得兴奋。一个名古屋的731部队研究细菌干燥法的成员在战后发表了他的研究论文，近藤采访他的时候，变成了一个细菌研究者，来仔细地、礼貌地请教问题。“我有时候装着听不懂，让他一遍遍深入解释，有的时候，我故意说错，不断地说错，逗得他急了，就一股脑地都说出来了。”近藤狡黠地笑起来，近藤长着一张圆脸，两眼细眯着，一笑像一个憨厚的农民。

　　当记者用一生追踪731部队来表述时，近藤马上纠正：他一生不光做了这件事，他还做过许多报道，最得意的还有他的调查曾经为三个死刑犯人平反。

　　关于731部队的调查，让近藤所在的朝日电视台赢得了声誉也赢得了丰厚的经济回报。近藤镜头里出现的老兵们，有的被家人朋友宽容，有的被责备：“这样的事怎么能对着电视说？”

　　近藤也有被纠缠的时候，“只有说对不起，不断地，低着脑袋说”。“对不起”，沉默。“对不起”，再沉默。“对不起”和沉默是近藤用于抵挡一切的一堵墙。

　　(P1156102)

　　上田信南香红／图上田信：发掘对战争不同认识的根源

　　□本报记者南香红

　　上田信，日本立教大学文学部教授，专攻中国社会史。他第一次将日军细菌战的重大史实载入教科书。2001年，上田信作为专家证人出庭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为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原告诉讼团作证。

　　从研究中国的社会历史开始，上田信接触到日本侵华战争，并从文化的角度，逐渐发掘出两个国家对于战争、历史不同认识的来源。

　　一个不知道战争的小孩

　　上田信出生于1957年，是伴随着日本战后经济迅速发展时期成长的一代人。个头不高，一张单纯的娃娃脸，但微霜的头发还是透露出人到中年的信息。

　　上田信和战争的惟一的直接联系是他的名字“信”。他父亲参加过日本海军(但没有参加过实战，也没有到过中国)。父亲有一位朋友在战争中去世，父亲就以朋友的名字“信”为他命名，为的是纪念这位死在太平洋战争中的神风战斗机的驾驶员。

　　上田信说他这一代人是“不知道战争的小孩”。他感慨，现在“不知道战争的小孩的小孩”都已经长大成人了。

　　1976年，在上田信读大学时，当年中国发生的很多事情引起了上田信强烈的关注：“文革”结束、周恩来去世、毛泽东去世、唐山大地震等等。上田信于是学习中文和中国历史。但在当时的东京大学，学习中国历史的学长，90％学习的都是毛泽东思想，老师也是。在他们看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资本主义更先进。

　　“记得我一年级学的中文语言课本是《愚公移山》，二年级学的是《矛盾论》。我知道了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和现实的距离。我在想，为什么日本的先进知识分子不了解中国百姓的生活呢？不了解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一些事呢？我想了解普通百姓的生活，他们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吃的是什么，穿的是什么，脑子里想的是什么。我想以后一定要到中国去。”

　　上田信是中日1972年邦交正常化的得益者，往来中国的便利让他这个研究中国的社会学家能够到中国的田野乡村接触到鲜活的案例。和上一代人相比，上田信这一代日本人是用文化的方式和中国接触。

　　从中国得来的东西，成为上田信日本大学讲堂上的教案，他以日本人的眼睛看中国，对中国的什么东西都感兴趣，研究中国的乡村，研究中国的人际关系，研究华南虎，研究中国的孑遗植物，研究经济发展对中国的影响，还有中国的最新考古发现，中国的历史，甚至中国菜。

　　迎面撞上战争

　　1983年上田信去南京大学留学。行前，有朋友提醒他：到了南京小心挨打，日本军队在那里杀了很多人。

　　“我当时没往心里去，因为我对大屠杀的事了解甚少，根本就没有一个概念。”上田信说。

　　但在南大的一个学生研讨会上，有人提到了南京大屠杀，接二连三的同学说有亲人死在南京大屠杀中，谈战争给自己家族的伤害，上田信第一次了解到普通人对南京大屠杀的感受。

　　1983年到南京之前，上田信基本与上一代学者一样，只是从书里了解中国。战争隔绝了两个国家。那时候，去过中国搞学术调查研究的，都是上个世纪20、30年代的学者，他们都是隔世之人。当时对中国的猜测与误会大于研究，中国对日本也一样。

　　这一次，他了解到，尽管两国达成了中日关系正常化条约，但是中国受害者心里的疙瘩没有解开。

　　“我回国在大学教学中就遇到战争问题，我一边讲学，一边到中国做田野调查，我没想到在中国云南偏远的村落也有日军的暴行，真的是逃也逃不掉，躲也躲不开。”上田信说。

　　上田信为南京大学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学者和日本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学者担当起了学术交流渠道的责任，他在中日之间传递着信息，同时他的一位老师在中国的陕西、山西研究慰安妇问题，战争的图景逐渐在他眼前清晰起来。

　　上田信开始认识到日本的战争责任，但不知道该如何承担这种战争责任。日本年轻人不知道战争，不知道日本军队在战争中做了什么，“我想不知道也是一种‘罪’。真的，不知道也是罪。”上田信反复强调。

　　崇山村的社会调查

　　在中国所做的许许多多田野调查中，对上田信影响最大的是中国浙江义乌崇山村的调查。

　　崇山村是由一姓村民构成村落主干的村庄，全村的村民几乎都姓王，据上田信考察，崇山村具有900年的历史，这是“社会学人类学上不可多得的好范例。它作为表现了中国村落的基本特征而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在遭遇日军的细菌战之前，崇山村里一切都很平静。“穿过村口的牌坊就进了村，小路很窄，路两旁排列着用涂了白色颜料的砖建造的房屋。……在天窗射进的光线下，妇女们做着手工活。在黑暗的屋子里，老人们坐在藤椅上休息。如果是吃饭的时间，一定充满着被加热的油烟气味。”(摘自上田信学术论文)

　　上田信在这个村庄里，找到了儒家文化的礼与秩序，他认为这是支撑着中国社会的基础文化。

　　上田信研究了崇山村的家谱，先祖就已经预先确定了后代的辈分：升进佑成应，尚悌相炎金……只要相互通报姓名，就可以清楚地知道各自辈分的高低。

　　但是战争摧毁了这种秩序。900年历史的崇山村和世界的第一个接触点是战争，村里来的第一个外国人是日本军人，日军的细菌战几乎毁灭了这个村的“冲”、“茂”、“焕”、“基”字辈的四辈人，给宗族社会以毁灭性的打击。

　　“对于中国人来说家的毁灭就是一切的毁灭。没有家就没有族，没有家与族就没有国，因此这种打击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而是文化上、历史上、精神上的破坏。直到我去的时候，战争的影响在崇山村还可以看到，而且眼睛看不到的破坏更深重。”上田信说。

　　崇山村给了上田信一个全新的认识战争的角度。这个角度就是从中国，从受害者的立场去看日本，看战争，从文化的深层次理解中国。

　　“这不仅是一个国家和一个国家之间的问题，而是一个中国老百姓和一个日本老百姓对战争的感受。有时候战争是一个个人的经历，不能简单地用国家民族这样的大概念来抹去个人的心里感受。”

　　就这样从社会学研究开始，逐步延伸到历史、战争等话题，上田信对于两个国家的现实与历史，对于两种文化的共性与特性，有了更多的深刻理解。

　　上田信将日本军队使用细菌武器攻击中国写进了高中历史教科书。在此之前的日本历史教科书中只有关于731部队研制细菌武器、人体实验的内容，而这次上田信将日军细菌战事实写进了教科书。在日本，这还是第一次。这本高中历史教科书的采用率达到了12％。

　　通过在中国浙江义乌崇山村进行社会学田野调查，并了解细菌战的遗祸后，上田信于2001年作为专家证人出庭，为中国对日细菌战受害诉讼原告团作证。

　　去年12月，上田信与青年学者鹤间和幸和日本老一代研究中国的著名学者尾形勇、砺波护一起编著出版了12卷本《中国的历史》。此本书集合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等日本大学的13名著名学者及中国学者的学术论著。

　　中日对战争的态度不一样

　　记者：我们感觉到中国和日本在对待战争上的态度很不一样。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很多分歧都是因为对战争的不同看法不同态度而起，作为一个日本人，又对中国多有了解，你应该对中日的差异有所认识吧。

　　上田信：日本不少人都有这样的想法：过去了很多年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甚至有些日本人认为随着经历过战争的人死去，战争就会彻底地消失，成为过去。所以有些人在等待经历战争的人死去。他们把这个期限定为今后的20年。

　　但是中国人的看法却认为战争没有结束。我在日本就说战争在中国还没有结束。并且，20年后所有经历过战争的人都死去了，战争还是不会在中国人当中结束。中国民族心理的苦难太深重了，解决这个在“心里持续的战争”的惟一办法，就是日本政府承担战争责任。以细菌战责任为例，中国受害者以诉讼的形式到日本法庭控告，但这不是一个司法问题，因此也不可能用司法的方式解决，只有日本国会和政府才能解决最根本的问题。

　　记者：为何你有这样的看法，你如何判断中国人“心里持续的战争”？日本人和中国人为何对战争有这么大分歧？

　　上田信：这就是中国民族和日本民族的不同。中国乡村和日本乡村完全不同，中国的社会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社会的组成有自身的内在规律，这是我们所不了解的。

　　日本人总是不理解为什么战争会对中国人造成那么大的伤害，为什么中国人会为了爷爷或者父亲去日本打官司，为什么这些中国人不能让战争“过去”，日本人也不了解对中国人来说，对父辈的伤害也会造成对下一代的伤害。这一切都是因为对中国文化的不了解。

　　中国是一个宗族社会，一个村庄可能只有一个姓，以父亲的血亲进行着几百年的传递。在这样的一个村庄里，每一个个体的人是不能独立存在的，他总是要隶属于某个祠堂，某个家庭。

　　为什么我存在？因为我有祖先。为什么我要替祖先打官司？祖先的苦难就是我的苦难，祖先的战争创伤就是我的创伤，因为我们的根是一样的。所以中国人要去替祖先和日本人打官司。

　　而日本是一个以集团为中心的社会，日本人隶属于某个组织、某个集团。日本人加入了某组织、集团就会无保留地采纳集团领导人的意见。日本人一旦被组织抛弃，他就会迷失，自杀。

　　中日之间并不了解这种不同，或者并不深入，特别容易产生误会。日本知识分子喜欢中国古典文化，也读《论语》、《孟子》，也学习儒家思想，但是他们和中国人从《论语》、《孟子》里读出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P1156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