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白芳礼和李春燕的"轰动效应”——(沈栖)

　　老工人白芳礼，蹬三轮车几十年，将积蓄起来的几十万血汗钱全部捐给了贫困学生；

　　贵州山区村医李春燕，几乎是赔上全部家当甚至结婚礼物来为村民免费治病。

　　白芳礼、李春燕“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无私精神令人肃然起敬。他们视金钱为粪土，安贫乐道、助人为乐的作为在物欲横流的社会，委实是难能可贵的。然而，感动之余

　　社会给英雄人物设置的道德起点理当是：他们是凡人，有七情六欲，应具备正常人生活的起码条件。在极左思潮肆虐的年代，英雄人物被塑造成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大全”，那是虚幻的“精神偶像”。今年“3·5”对雷锋的宣传，将封存四十多年的历史真相公布于众，其中有雷锋穿戴过的手表、上等衣料以及他的恋爱生活等，英雄人物走下了神坛。这乃是对这种“政治宣传”的一种反拨。谈及白、李两位，他们的精神无疑是可嘉的，但他们似乎成了苦行僧，失却了一个人正常的物质需求。向社会奉献爱心，必须建立在主动自觉和能力许可的基础之上，如果习惯于从自身之外的社会担当中寻求意义，过度自我开发爱心，也会导致个体爱心资源的枯竭。奉献爱心，在某种意义上，白芳礼奉献的是来之不易的钱财，李春燕奉献的是不可两度的青春。倘若一旦爱心资源枯竭，再拿什么奉献给社会？社会还会一如既往地认同和赞扬其“先进”吗？

　　我并不怀疑白、李的奉献是心甘情愿的自觉行为。但事实上，他们已被社会舆论、政府机构和新闻媒体“请”上了“道德圣像”的位置，他们的行为已赋予了过高的示范意义，以至于他们的举止受无形的政治压力的影响，并为这种影响所左右，直至失去了自我。就拿李春燕来说，她在太穷太穷的山区为太穷太穷的村民治病，起先在道德冲动下是再正常不过的自然行为，但日长时久，她有过动摇。不是吗？她想过外出打工以改善自我处境。但她的行为已被附着了绚丽的光彩和崇高的意义，以至她泯灭了一个普通村医应该有的“脱贫”的心念。

　　面对数以千万计的因贫困而无钱就医的村民和辍学的学子，白芳礼和李春燕所做的是自己力不从心的工作。无论是发自内心的道德动力，抑或社会公众的道德期许，都远不是一个普通村医和普通人力车夫所能承受的。有学者将之称为“道德过劳”的行为。虽说这是一个杜撰的术语，但也颇为形象。我认为，“过劳”的道德行为给英雄带来的是“精神透支”，给社会带来的是“政治鸦片”！1994年，白芳礼老人在他81岁生日那天，又把整整一个冬天蹬三轮车挣来的3000元交给一所学校，校长代表全校300名贫困学生向他致敬，当时白芳礼曾感叹：缺钱的学生这么多，靠我蹬三轮车救不了几个娃娃呀！面对老人的坦言，受捐赠的学子有何感慨？唱赞歌的社会又有何感慨？

　　解救贫困，是一个宏大的社会工程，非个人的“道德过劳”所能济事的。时下要多思虑和亟待启动的是如何依靠政府（专项拨款）、社会（如公益活动）、民间（如慈善机构）的力量来形成合力以毕其功。这已超出我的短文的论旨，打住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