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日本战俘广州修墓　新一军抗日老兵战友墓前忆当年

　　“丁东丁，丁东丁，只有好男才当兵！丁东丁，丁东丁，只有好铁才打钉！”4月4日，在游览广州的大巴上，79岁的抗日老战士王庭驹边打拍子边唱起了老歌。近日来广州祭扫新一军公墓的40多位老战士和王庭驹一样，60多年前就是唱着这首歌奔赴印缅战场的。

　　新一军公墓坐落在广州马头岗，为纪念在反法西斯战斗中捐躯印缅的孙立人将军领导的中国远征军将士而建，埋有二万余将士的骨灰。

　　从军十七八，眨眼古稀年

　　国难当头，1943年成都清华中学的王庭驹瞒着哥哥到了军队。“要么做亡国奴，要么做战士！”

　　新一军的这批老战士参军时都是十七八岁的年纪，1940－1945年间他们陆续报名参加了孙立人的部队。资格老的如来自台湾的汪海涛、李纯明等人经历了淞沪抗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后随第一次入缅部队远征，更多的则是直接被空运到印缅战场，一周实地军训后，就开始上战场。虽然都经历过共同的战争生活，命运却各不相同。

　　左手缺了大拇指的王庭驹笑着说：“我们去缅甸没多久，日本人就已经被打得落花流水了。”从印缅战场回国后，王庭驹退伍复员考上四川大学法律系。1950年毕业实习那年，他被叫去政审了几个月，耽误了毕业分配。之后的几十年里，搬运工、装卸工、间或给人写文案……“三百六十行，除了做生意，啥都干过。”1982年，他才找四川大学拿到迟了32年的大学毕业证书。

　　相比之下，蒋大宗似乎要幸运一些。1944年，孙立人征调15名毕业班学生，正在西南联大电机工程系就读的他毅然报名，到印缅战场后，既做翻译官，也做通信兵，其间还学了医学。1945年随新一军回国后，由于不想跟着去东北打内战，他“开了小差”，脱离了部队。

　　不久，他进上海交通大学做了助教，其间还带过江泽民的无线电实验课。来广州一周前，江泽民还去西安看望过他。上世纪五十年代，上海交大搬到西安成立西安交大，在那里，蒋大宗参与组建了我国的自动化控制学科，并成为我国生物医学工程的学科带头人。

　　驻防广州监工日本战俘修墓

　　1945至1946年间，怀着抗战胜利的喜悦，新一军回国后驻防广州。老战士们说，那是“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而他们当中，跟广州结缘最深的，当数王伯惠老先生。

　　王伯惠从军前在西南联大学的是土木工程。1945年随军到广州后，王伯惠即参与修建新一军公墓，监督600日本战俘完成了土方工程。解放后，他在辽宁省公路局工作，主持设计了我国第一批高速公路和数不清的桥梁。1993年，受广东省政府邀请，长住广州负责审查城建项目，一住9年。此间，广州所有公路和桥梁包括洛溪大桥、番禺大桥、广汕路和广深珠高速公路等，他都参与过管理建设工作。

　　本报记者辛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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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3日，老兵们在新一军纪念碑前留影。本报记者方谦华实习生孙喜摄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