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用无知掩饰欠账

　　——有感于专家谈“西方高福利制度引发很大社会问题”

　　一段时间来，我国不少专家或官员都爱讲“不少西方国家的高福利制度已引发很大的社会问题”这句话。对于数周来因法国政府出台《首次雇用合同》而引发的青年人抗议浪潮，有作者撰文认为，35小时工作制、法定长假、免费医疗以及住房补贴等等，这种高成本的“养懒人”制度越来越令国家和企业不堪重负。法国政府不得不压缩公共赤字，调整税收

　　在我看来，西方发达国家和我们虽然都面临福利问题的困扰，但在根源和追求的目标上却是风马牛不相及。

　　福利制度在西方国家早已存在，但大幅度提高福利待遇却是上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严重经济危机的时刻。以美国为例，由于失业人数大增，原有的福利机制已不能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保障。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采纳学者凯恩斯的学说，扩大政府干预，用联邦收入补贴各州的困难群体，对当时减轻经济危机打击、缓解贫富差距、稳定社会等起了积极作用。

　　后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和低收入群体的要求，这种福利的标准越来越高，领域越来越广，使政府的财政投入越来越高。以哈耶克为首的一些学者，以过度福利会扩大国家权力、削弱自由市场活力为由，反对过高的福利制度。这一观点被当时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采纳。后来几十年，虽然政府不断尝试削减福利投入，但都遭到多数底层公民的反对，使这个问题只能维持原状。

　　多年来，我国呼吁国家改革福利制度的声音也很高，但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我们一是要对一部分人长期拥有福利保障甚至“无限福利保障”进行限制，二是要改变绝大多数人长期被排除在福利制度之外的局面。也就是说，西方国家面临的问题是财政负担过重，而我国面临的却是政府负担太轻；西方国家是觉得全民福利太高太好，而我们却是绝大多数公众还没享受到起码的福利；西方国家面临的是民主力量越来越强大这个问题，而我们要解决的主要是弱势群体如何参与改革决策的公平问题，二者完全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如果我们简单地说外国人的高福利制度已经走进了死胡同，这不是无知，就是故意掩盖我们在福利制度上的长期欠账。这样做的后果，就会为我国的决策层提供错误的信息，会拖延这项改革的步伐。我们必须有所警惕。岳建国(来源：厦门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