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武汉大学樱花国耻之争的“泛政治化”

　　随着一年一度的武汉大学樱花节于3月下旬开幕，一场关于“是耻不是花”与“是花不是耻”的争讨也迅速在网上升温。3月31日的英国《泰晤士报》对此事进行了报道，该报称“这些樱花卷入了中日民族主义的对立纷争之中”。截至4月6日下午笔者写稿时为止，共有8万余人参与了新浪网关于武大樱花是不是国耻的争论。其中48%认为“美丽的樱花本身是无罪的，不应该给樱花贴标签、扣帽子”，另有30%人认为“将樱花与国耻联系起来很无聊”，只有21%的人认为“武汉大学的樱花与侵华日军有关系”，是国耻。（见4月6日《金陵晚报》

　　武大樱花之所以莫名卷入国耻之争，而且一时在舆论中“蔚为壮观”，除了媒体推波助澜产生的“放大效应”外，与我们日常思维中的“泛政治化”惯性有很大关系。其实，不光是武大的樱花，生活中的很多事情，只要与日本等少数二战中的侵略国家有关，也不管搭不搭上边，总有人会“情不自禁”地上升到中日关系的“政治高度”和“历史高度”。比如，2003年日本某企业员工集体到珠海“买春”事件。本来只是一起刑事案件，人们纷纷将此事件与“九·一八”国耻日联系起来，当作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结果“一时间反日言论与言论抗日如火如荼，群情激愤。”再比如， 2004我国举行“亚洲杯”足球赛和2003年京沪高铁方案都曾出现把体育竞技和经济参与与中日关系和历史问题挂钩的泛政治化问题。有的还演变成数万人的网上签名抗议活动。

　　此次樱花国耻之争中的樱花国耻论者是一种典型的泛政治化思维。樱花虽然是日本的国花和日本的象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樱花不能被“拿来”为我所用，而写“樱花赞”的也并不能就被视为“私通外国”和“汉奸”。且不说日本侵略时期所栽种在武大的几十株樱花大多已经为后来栽种和繁殖的“中日友好”樱花所代替，即便当初那些作为侵略者见证的樱花还在，我们也不能像鲁迅当年在《拿来主义》中批评的“昏蛋”那样，“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而采取盲目排外的非理性态度。

　　泛政治化作为一种非理性行为，有时甚至表现为“极端民族主义”。他们挥舞着所谓的“爱国”大棒，任意践踏每一个理性的声音，对任何一个发出与他们不同声音的人一概斥责为“汉奸”“不是中国人”。这种行为名为“爱国”，实为害国。不仅影响正常的国际关系，而且对那些理性的同胞也是一种伤害。在谈到泛政治化的危害时，武汉大学的李卓钧和代婷婷认为，它妨碍着我们和外界正常的文化交流，“它使我们对异质文化不能作同情性理解，也使异质文化对我国文化难以理解；更严重的是，‘泛政治化’倾向还常常是煽动起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主要原因。文化交流的基本目的是理解与和谐，而‘泛政治化’倾向则每每在制造紧张。”

　　鲁迅先生说过“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对于武大的樱花，我们不妨也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理性地善待她。武大的樱花是美丽的，也是清白的无辜的。每年有数百万武汉市民和游客到武大赏樱花其实就是武大樱花存在的最好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