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矿山安全博弈论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3月27日下午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学习的内容是国外安全生产的制度措施和加强我国安全生产的制度建设。胡锦涛总书记主持学习并发表讲话。记忆中这是中央政治局首次就安全生产进行专题学习。此举昭示着国内安全生产工作将要走出“(摸着石头)过河”后的沼泽，快速进入制度建设的全新阶段。

　　事实上，面对彼伏此起的矿难，在制度层面上，监管高层从未停止过对“本质安全

　　囚徒困境：矿主与矿主

　　根源：一刀切的整顿

　　近年来，由于矿难频发，不少地方的矿山企业早已陷入了“停产整顿－复工生产－发生事故－再停产整顿”，甚至于“停产、停产、再停产”的怪圈。重大矿难发生之后，为了防止“接二连三”祸不单行，同时也为了在上级事故调查组撤离之前再次丢人。政府规定的动作就是，勒令辖区内所有小煤矿、小铁矿等民营矿山企业一律停产整顿。而停产整顿的期限，一般而言，少则三四个月，多则半年甚至于一年，视事故大小而定。对小矿主而言，就是遥遥无期。为防止小矿主私开偷干，从根本上迫使其丧失私开偷干的能力，第二个措施就是驱赶民工，不管肇事矿是国有还是民营。停产之后，政府总要出台一套新的复工验收标准。如要求矿山企业申领安全生产许可证，达到煤矿企业安全生产基本规定、国务院《特别规定》等文件，目的在于抬高办矿门槛，迫使矿主增加安全生产投入。按理说，在高压态势下，矿主应当自觉增加安全生产投入。可事与愿违，许多小矿主并不自觉进行整顿。因为经验表明：矿难临头之时，地方政府根本不考虑谁的安全投入很大，谁几乎没有投入，而是采取一种先停下来的策略。目的在于，防止事故“接二连三”祸不单行，同时也为了防止在上级面前无法交待，丢掉官帽。在不少领导看来：停着比干着要安全。于是停产整顿的期限，就没了准儿。反正主要领导不表态，谁也不敢斗胆去问。明知“一刀切的整顿”不对，矿难临头之时又果断把这杆大旗祭出，用政府通常的说辞就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由于良萎不分，安全投入很大的矿主在增加了产品成本的同时，却无法从增加投入中得到好处，比如，只要该矿不出事故，就不必无限期地停产整顿。相反，投入很少抑或是没有投入的矿主，也没有从减少投入中得到坏处，甚至于无证矿－－根本没有安全投入的矿主，由于采取“游击战”术，反而得到了更多的好处。于是，矿主们开始着重从对付整顿方面下功夫，从私开偷干上下功夫，从收买监控人员上下功夫。多年下来，不少矿主甚至于总结出一套对付整顿的办法。矿山企业日常安全监管工作在矿主与矿主“非合作博弈”的环境中，陷入了“囚徒困境”。

　　诺奖得主纳什业已证明：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即非合作博弈所导致的最终结局是一个“纳什均衡”，也就是对所有人都不利的结局。

　　众所周知，一般的博弈问题由三个要素所构成：即当事人、参与者、策略等。事实上，矿主、政府、政府制定的政策与矿主相应采取的策略，就是一个一般的博弈问题。矿主“作为一般博弈问题”的局中人，同时也是理性经济人，按照亚当。斯密的理论，多数企业会从“利己”的目的出发，选择不顾安全的策略；倘若少数企业从“利他”的目的出发，增加安全投入，那么它的生产成本就会增加，价格就会提高，产品就没有竞争力，企业甚至可能破产。可见，在缺乏安全管制的情况下，矿主自发增加安全投入是得不到多少好处的。地方政府作为“一般的博弈问题”的参与者，安全生产政策的制定者与监管者，在加强安全管制时，如果采取正确的政策与策略奖优汰劣，那么，矿主就会主动或者是被动地采取增加安全投入的策略组合，并能从中得到好处。令人遗憾的是，矿难临头之时，政府采取了“一刀切整顿”的错误策略。于是，在“一刀切”整顿的制度安排下，作为回应，矿主，一类理性经济人，相当然地选择了“降低安全投入、收买监控验收人员、私开偷干”等策略，结果是矿难频发，矿山安全陷入了无法自拔的“囚徒困境”。

　　智猪博弈：地方政府与肇事矿主

　　根源：处分干部

　　停产整顿时，政府采取了“一刀切整顿”的错误策略。处理矿难之时，政府又采取了什么样的策略呢？处分干部。由于95%的事故是人为事故，是责任事故。在政府看来，几乎每一起事故背后，都有几个、十几个，甚至于一批失职渎职抑或是违法犯罪的干部。只要干部们尽心尽责，就能避免甚至于彻底消除事故。于是，近年来对干部失职的追究，力度越来越大，处理越来越严。有报道说，仅去年一年，由中纪委直接参加的115起特大事故调查，就处分240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其它低级别的干部就更是不计其数。按理说，那么多的干部受到处分，安全生产形势应当有所好转，至少重特大事故应当初步得以遏制。可事与愿违，2005年，就在素有铁腕之称的李毅中主政升格后的安监总局之后，重特大事故起数反而有所上升。事实上，在市场经济体制之下，政府与市场无论那一方都不是也不可能是万能。市场有失灵的时候，同样，政府也有失灵的时候。那些“认为只要干部们尽心尽责，就能避免甚至于彻底消除事故，依靠严厉处分干部来消除事故”的想法是计划经济的思维，它把政府置于无所不能的万能位置，忽视了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地位，无限扩大了政府的监管范围，夸大了政府的作用。事实早已说明，依靠严厉处分干部来消除事故，让干部承担事实上的“安全生产的无限责任”的做法，已经迫使干部与矿主由监管与被监管的关系，演变为“智猪博弈”，而受害矿工与中央政府则陷入了新的“囚徒困境”。

　　什么是智猪博弈”呢？假设猪圈里有一大一小两只猪，猪圈的一头有一个猪食槽，另一头有一个控制猪食供应的按钮，揿一下按钮会有10个单位的猪食进槽。若小猪去揿，大猪先吃，大猪可吃到9个单位，小猪揿好后奔过来，则只能吃到1个单位；若大猪去揿，小猪先吃，小猪可吃到6个单位，大猪吃到4个单位；若同时去揿，奔过来再同时吃，大猪可吃到7个单位，小猪吃到3个单位。在这种情况下，不论大猪采取何种策略，小猪的最佳策略是等待，即在食槽边等待大猪去揿按钮，然后坐享其成。而由于小猪总是会选择等待，大猪无奈之下只好去揿按钮。这种策略组合就是名闻遐迩的“纳什均衡”。它指的是，在给定一方采取某种策略的条件下，另一方所采取的最佳策略(此处为大猪揿按钮)。

　　智猪博弈现象在矿难临头之时，被博弈的双方－－地方政府与矿主演绎的淋漓尽致。如前所述，由于坚持“每一起事故背后总会有一些失职的干部”的惯性思维，因而找出几个“失职干部”进行处分，就成为事故调查的必要内容，即所谓的“四不放过”。此时此刻，干部怎么办？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干部，特别是握有重权的干部，必然会调动手中一切“资源”，想法设法绞尽脑汁“攻关”上级，力求自保。干部自保的前提自然是，想法设法隐瞒真象，把重大（事故）搞成一般（事故）等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最终结果，干部减轻了处分，矿主“搭便车”逃避或减轻了处罚，却增加了侥幸：“反正行政责任追究把我俩拴在了一条船上，天塌了，船漏了自然有地方政府给顶着”。当然，矿主也不会坐享渔翁之利，他要支付必要的“公关成本”。如此局面不改，矿山安全生产形势将始终难已走出“囚徒困境”。

　　矿山安全生产若要走出“囚徒困境”，就必须改变博弈策略。比如：取消“一刀切式的整顿”，变干部的“无限安全生产责任”为“有限责任”，强化矿山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大力支持直选工会依法维护矿工的安全权益，坚决关闭不具备“基本安全生产条件”的矿山企业，等等。只有这样才能变“一次博弈”为多次“重复博弈”，才能从“非合作博弈”逐步过渡到“合作博弈”，进而从根本上走出“囚徒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