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亟需经费保障

　　在李文生的成长经历中有近一半的时间是在监狱里度过的，38岁的他已经“五进宫”了，前几次刑满释放出来不到一个月就又进去了。当他第五次从监狱里出来时，因剥夺政治权利仍需进行监督管理，他真害怕面对的是和前几次出来时相同的境况：没有技能找不到事做，家里因长年无人居住已经破败不堪，无法居住。但是与以前不同的是，李文生意外地发现社会上有了关心他的人。

　　2005年北京市全面推广社区矫正，海淀区四季青司法所的司法助理员们帮助李文生粉刷了房屋，把他从监狱接回家里，又反复和镇上联系，为他找了一份工作。李文生感动了，可是没有人想到他的感动竟然化成了勇气。2005年春天，他路经一家餐厅时发现着火了，他多次冲进火海不仅救出了晕倒的群众还抢救出4个煤气罐。从小被定义为“坏孩子”的李文生因为火场里英勇的表现生平第一次受到了表扬。

　　为了以李文生的典型事例带动其他的矫正对象，四季青司法所决定对他精神鼓励的同时给予物质奖励，但此时他们遇到了难题———没有经费。获过“首都政法十佳干警”的司法所长陈光毅多方协调，最后海淀区四季青镇政府出了几百元钱，司法所用这笔钱买了一套床上用品送给李文生，他没舍得用，直到结婚那天才用上。

　　陈光毅说，司法所目前已接收四十多名社区矫正对象，他们中没有生活特别困难的，所以平时不存在救济经费问题，但是对于李文生的奖励让他们切实体会到经费保障的重要，现在社区矫正经费的保障已是他们关注的问题。

　　今年2月17日上午，当社区矫正对象小彭从北京市朝阳区阳光社区矫正服务中心做完心理咨询后，不假思索地说：“和心理老师聊完后感觉很轻松，以后我还想来。”记者问他：“如果向你收费，你还来吗？”他摇摇头。

　　25岁的小彭是朝阳区阳光社区矫正服务中心今年接待的第一例个案心理咨询对象，像他这样的个案一般每人要做三至四次心理咨询。该矫正中心自成立以来已经请心理咨询专家为49名社区矫正对象做了近两百次义务的心理咨询，专家们都是志愿的，矫正中心每次为专家支付100元的交通补贴。“与专家们的名气相比，100元实在太少了，只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因为我们实在没有太多的经费。”北京市朝阳区司法局的张静坦言。

　　心理咨询虽然相比其他矫正方式而言，效果明显，但是如果让矫正对象自己承担费用，几乎没有人去做心理咨询。因为很多矫正对象的生活都很贫困，甚至有些是三无人员，无生活来源、无家可归、无房可住，一时间又解决不了低保问题，矫正中心每月还需要给他们提供最低的生活保障经费，生活有保障是不重新犯罪的前提。而且由于许多矫正对象自身文化程度低，矫正中心还要对他们进行技能培训，使他们尽快就业。朝阳区阳光社区矫正服务中心自去年成立之初筹集的费用除去办公硬件的投入，就是用于培训、心理咨询、救助生活困难的矫正对象，目前，筹集的经费已经捉襟见肘。

　　尽管社区矫正开展两年来全国已有18个试点省、市，但是目前除了北京、上海有少量经费支持外，各试点地区社区矫正工作均没有列入同级财政预算，经费来源主要依靠各级政府的临时性拨款和司法行政机关工作经费自行调剂。广西壮族自治区司法厅的齐先生说，广西为了开展社区矫正已经在全区做过调研，但是工作开展慢的主要原因是没有经费保障、没有法律支持，而这种现象也是经济不发达地区面临的共同困难。

　　社区矫正与监禁矫正相比的好处，不仅有利于服刑人员顺利回归社会，还有利于节约行刑资源，降低行刑成本。据统计，2004年全国监狱总支出206.8亿元，年均押犯1551770人，监禁刑成本为13326.7元/人/年，在经济发达地区费用则更高。以工作开展较早的上海为例：关押一个罪犯的平均费用高达2.53万元。而目前上海的年均社区矫正支出仅为3000万元，按照年均社区服刑人员5000人计算，上海的社区矫正成本仅为6000元/人/年，社区矫正成本大大低于监狱行刑成本。

　　社区矫正由于缺乏经费支持已经严重影响并制约了试点工作的开展，为此基层司法局、司法所的工作人员都期待建立财政保障机制，将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经费(行政、业务两部分)列入各级财政预算。需要社区组织完成的工作，应当本着费随事转的原则拨付相应的工作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