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诗人余光中：中国文化哪会那么容易被去掉？

　　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先生（资料图）

　　中新社香港四月八日电题：浅浅海峡深深乡愁——访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先生

　　中新社记者邓卓明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酒一样的长江水，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给我一张海棠红啊海棠红，血一样的海棠红，沸血的烧痛，是乡愁的烧痛，给我一张海棠红啊海棠红……”

　　尽管时下经常往来于祖国大陆与宝岛两地，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先生的心中却仍然藏有深深的乡愁情结。当然，这种乡愁不再是离愁别绪的乡愁，而是一种缠绵着思愁与国愁、更深层次的文化、历史乡愁。

　　今天，余光中先生应邀来到香港。上午，在浸会大学主持讲座，畅谈新诗创作与欣赏；下午，七十八岁的余老不辞辛苦，参与在当地颇具盛名的“狮子山诗歌朗诵会”，同郑愁予、岑昆南、蔡炎培等三位着名诗人及香港文学奖冠军诗人，与大众一起分享新诗的朗诵与欣赏心得。两场活动，场面壮观，声势浩大，过千人参与。余老似乎忘记了舟车劳顿，因为他是前一个晚上十点多钟，才从内地飞赴香港的。

　　趁着诗歌活动的空隙，记者采访了这位被称为“艺术的多妻主义者”的着名诗人、散文家。

　　余光中，一九二八年出生于南京。祖籍福建永春。一九五二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一九五九年获美国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先后任教台湾东吴大学、师范大学、台湾大学、政治大学。其间两度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国多家大学任客座教授。一九七四年至一九八五年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主任。

　　坐在对面的余先生，稀疏的银发，清癯的面容，温和的性情，充满着浓浓的书卷气息。话闸子，便从他对“情人”——香港的印象开始。

　　余先生笑称，说香港是“情人”，源于其在《从母亲到外遇》的文章里有此一提。“香港是情人，因为我和她曾有十二年的缘分，最后虽然分了手，却不是为了争端。”

　　“那十多年，是我收获最大的时期。当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的时候，我出了好多的作品。香港紧靠大陆，又与西方文化联系紧密，中西交汇，古今衔接，无论是自然景色，还是人文景观，都值得欣赏。”三十多年过去了，香港，在余光中的眼里，仍像昔日的“情人”一样，“混血美人”，惊艳无减、风韵依旧。

　　余光中一生从事诗歌、散文、评论、翻译，自称为自己写作的“四度空间”。至今驰骋文坛已逾半个世纪，其文学生涯悠远、辽阔、深沉，为当代诗坛健将、散文重镇、着名批评家、优秀翻译家。梁实秋称誉余光中先生，“左手为文，右手为诗，成就之高一时无两”。

　　中国内地实行改革开放时，余光中的作品开始流入。而其以乡愁为主题的诗，更让读者印象深刻。余的乡愁诗歌，被认为是台湾文人中最深沉、最悲戚，也是最细腻的，尤其是关于两岸的离愁。到底是什么引发了诗人如此深厚的乡愁情结？

　　“乡愁、乡情，以中国文化、历史、地理等为背景的这类诗，我至少写过一百首以上；《乡愁四韵》后来还被谱曲。”说到此，余光中回忆起了当年的情景。“我的大学时代，一半在大陆，一半在台湾完成。离开大陆时，我已经二十多岁了，那时我的中国意识已经很深了。如果当年还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的话，当然写不出像《乡愁》这类作品，因为对文化的认同，历史的感觉不够。而作为一位青年，当时对中国文化艺术等，都已经有了清楚的认识。”

　　在余先生看来，“乡愁”有不同的层次，像同乡会之类的乡愁，是地理上的乡愁，人之常情。而更高层次的，则包括文化、历史、习俗的乡愁，对文化传承、对历史背景的认同。“乡愁可大可小，可以平面，可以立体。不过，文化人的乡愁，更包括文化的和历史的。”

　　两岸同文同种，一脉相承。文化作为连接的纽带，已经存在了几千年，根深蒂固，深入人心，这是任何人无法割断的。在台湾，我们同样过春节、一起拜妈祖，方言是闽南话，“中国文化哪会那么容易被去掉？！”余先生断然表达了自己的见解。

　　不过，余光中也不讳言其担忧。在台湾，除老一辈的民众外，在台湾长大的青少年，如果没去过大陆，只能从父母或祖父母口里，听到以前的种种，他的乡愁情结就要少些。台湾是个小岛，外来文化的冲击较大，如果他们不读文言文，又去中国化，自然会与祖国文化渐行渐远。

　　余光中挚爱中华传统文化，赞叹“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他的名言“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广为流传于世界华人文坛。……这一切，记者虽早有所闻，但此次采访后，感觉、体会更深、更透。(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