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保障“李文娟”们的举报权

　　据报道，辽宁省鞍山市国税局公务员李文娟，因实名举报当地国税局存在人为减免和少收企业巨额增值税的现象，遭到相关人员的打击报复：她被两次辞退工作；被鞍山市公安局刑事拘留，然后又被劳动教养一年。

　　我们知道，检举权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神圣权利。但凡权利，则必有保障问题。西方法谚云：“无救济即无权利。”这表明，权利如同一朵美丽的鲜花，它必须牢牢地扎根

　　这几年来，举报人受到报复的例子不时见诸于报端。与李文娟的举报经历类似，辽宁省锦州市交通银行工作人员鲍宇等人举报该行假核销行为后，就不断受到恐吓、威胁、骚扰，甚至被人袭击。举报人的这些遭遇，分明让人们感觉正义受到了邪恶的扑杀，这就不得不促使我们去反思：公民举报权利的保障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按照法治的一般原理，法律获得良好运行的条件有二：一是必须制定保障公民检举权的良法；二是已经制定的法律必须得到严格执行。当我们审视现行关于举报人的法律保护制度时，却很容易发现其中存在的空白和“硬伤”。

　　首先，在统一立法层面上，迄今为止除了在刑事诉讼领域有一些比较笼统的法律规定，我国尚没有一套系统的关于举报人保护的法律或制度。例如，对于举报材料的处理应遵循什么样的程序性规范？

　　对举报人在什么情况下应该采取何种方式的保护？

　　哪些具体的机构应该承担保护之责？保护机构失职或推诿应当承担何种责任？如果举报人受到打击报复可以享有哪些特殊的保障待遇？这些问题，现行法律都没有清晰的答案。

　　其次，虽然在具体工作实践中，我们的一些部门和机构为保护举保人制定了比较详细的规定，例如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第6节专门就“保护”作出规定，要求对举报人的身份加以保护，不得泄露有关举报人身份或者可以推测出举报人身份的信息，甚至规定了对匿名举报信不得进行笔迹鉴定等。但是，类似规定常常得不到落实。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这些规定的法律效力太低，且适用范围有限；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存在着行政权力对司法部门的干扰，影响到了对举报人的保护。

　　基于检举权利的重要性，世界各国无不对该权利的保护重视有加。《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要求各缔约国“应考虑建立起保护举报人的法律制度”。在一些国家，揭露问题的人往往被称做是“吹口哨人”，目前美国国会通过的《吹口哨人保护法》对“吹口哨人”保护作出了非常细致的规定。我国作为《联合国反腐公约》的缔约国，要为举报人撑起法律的保护伞，就迫切需要为此进行统一立法。

　　统一立法内容可以包括：制定科学、规范的举报处理程序规范；将为举报者保密纳入法律管理范畴，例如建立“事前”的危险报告制度（即从举报伊始就受到保护）和“事中”的“双面陈述制度”（即为防止身份泄露而采取的变声出证或蒙面出证）；明确保护机构的职责，明晰打击报复的确切含义；建立包括举报人救济基金、国家补偿在内的举报人特殊保障制度等等。

　　除了制定良法，我们还需要破除法律执行上的体制障碍，即通过加强民主监督，使各级地方官员的权力受到制约，以确保法令畅通无阻。总而言之，保障公民的检举权，不仅是强化法治、建设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也是惩治腐败、激浊扬清、打击犯罪的有效手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