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官不偷商”的“强盗逻辑”

　　■张贵峰

　　最近引起媒体广泛关注的湖南“桂阳县委书记被刺”案，日前终于宣布告破、真相大白：针对此前曾有媒体报道，书记被刺疑由其整顿煤炭行业引起，被当地煤炭老板买凶报复，桂阳县县委宣传部向记者澄清：此案性质是“入室抢劫”，没有任何背景。（4月8日南方报业网）

　　县委书记被刺，不是非法煤矿老板干的，这样的案件真相当然十分可喜。不过，随之而来的，也许是更大的忧虑：据作案人向警方交代，他们之所以决定以县委书记为抢劫对象，从抢劫“有钱的老板”转向抢劫政府官员，是“因为抢劫老板，老板必然报警；而抢劫官员，官员会因担心查经济问题而不敢报警……”

　　好一个“偷官不偷商”的强盗逻辑！惊骇之余，人们会问：这样的逻辑成立吗？当然，具体从桂阳县委书记被抢案看，这一抢劫逻辑是完全落空了：盗贼们既没有从县委书记家里收获预期的巨额财富，更是很快被警察全部抓获。但是，如果我们放之于更广泛的生活现实，恐怕又很难不承认，上述“官员会因担心查经济问题而不敢报警所以更好抢劫”的逻辑，确实具有某种“合理性”和可行性。近年来，各地屡见不鲜的“小偷偷出大贪官”的另类新闻就是最好的佐证———

　　河北秦皇岛市原财政局长姬向午，被4名小偷从家中抬走藏有巨款的保险箱，凑巧被警察撞见，导致其腐败内情泄露；黑龙江某市财政局局长赵长生，被小偷在办公室一次偷走20多万，却向警察瞒报案情，引发腐败内幕；湖北荆州市民政局原副局长易先华，因小偷为争取立功主动揭发在其家中盗得现金26万，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

　　与抢劫桂阳县委书记吴章钧的几位盗贼相比，上述案件中他们的这些“同行”，无疑要“幸运”得多———不仅确实截获了巨额财物，而且案中的官员失主们一个个都选择了忍气吞声。———然而，盗贼们的幸运，折射的却是太多制度的不幸和可忧，比如权力监督制度、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等等。以后者为例，试想，如果官员们的财产信息都能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得到充分公开，那么在信息阳光之下，盗贼们何至于产生“偷官不偷商”的逻辑？又怎么能在实践这种逻辑的过程中，让官员们频频置身财产乃至人身安全的险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