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教育如衣”的超经济学论战

　　Debate交锋“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周其仁：黑龙江人，1950年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1989年至1995年先后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经济研究所、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和洛杉矶加州大学学习，并获得博士资格。

　　编者按：教育部发言人的“教育如衣服论”已经引起普遍的强烈批评，我们迟至今日编发下

　　面这组稿，是因为论辩者提供了新的角度，看到了之前被遮蔽的更广阔意义上的问题。

　　论点：“非义务教育”只能靠社会，应鼓励民间办学

　　■周其仁

　　教育部发言人的言论麻烦在于，要是“非义务教育如衣”，那它就是一门产业。可是这样一来，发言人及其他教育部高官“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又从何谈起呢？

　　目前教育的实际情况是，法定的九年义务教育，远没有真正做到由政府财力包办。免除全部农村孩子学杂费和书本费的政策目标，政府承诺在未来两年完成。城市呢？择校费和赞助费到处可见，据一项调查说占据了办学经费的25％。这就是说，我国的“义务”教育实际上是部分靠政府财力、部分靠纳税人在纳税之外的支付在办。

　　能不能很快做到靠财政力量就把一个起码的义务教育办起来呢？历史经验证明不容易。单说财政性教育开支占GDP的比例，国务院1993年《教育改革发展纲要》提出的目标是到上个世纪末，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要达到4％。但是2000年为2．86％，2005年为2．79％，始终还没有达到4％。

　　其实就算财政性教育资金足额拨付到位，也不可能全部用来满足义务教育的需要———教育经费的跑、冒、滴、漏，以致严重被侵占和被挥霍的状况，时见报端。

　　就算国家财力可以保证义务教育的量，又怎么处理义务教育的质？以最近教育部门力推的“铜陵经验”来看———据说所有学校只有距离远近、没有质量差别，不需要择校———即使全国城乡统统达到铜陵的水平，谁又可以断定，所有学生家长就都甘愿接受如此划一的教育质量标准？要有人不满足于此，希望对子女教育追加一点投资，难道就不可以？就算立法禁止，那目前就很盛行的非正规、地下的各种名堂岂不变得香火更旺？

　　至于更加庞大的“非义务教育”哪里是政府的财力可以包办得了的？既然国家包办不了，就要靠社会了。

　　从实际出发，中国教育应该向三个方面发展，第一，确保全体国民不论贫富都能够获得合格的义务教育；第二，任何家庭都有权利依靠自己的支付，获得高于国家规定水准的小学和初中教育；第三，放弃政府对非义务教育的垄断，开放非义务教育市场，大力鼓励民间办学。

　　笔者想不明白的是：这么多人口口声声反对的“教育产业化”，究竟是什么意思？是说从此全体国民接受任何教育都再也无须花费分文？还是说在法定的义务教育范围内，人们有权免费上学？这个免费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即使全盘实现，是不是就意味任何公民因此就不得自己投资于更好的教育？讲来讲去，反掉了“教育产业化”，剩下的究竟是什么“化”？难道连起码的义务教育也没有完全办好，就非要急急忙忙宣布由政府永远包办全部教育？

　　质疑：老百姓是大学的股东，请清华、北大给个交待

　　■阮征

　　周先生是搞经济学的，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以目前中国政府的财力包办所有的教育确实有痴人说梦的嫌疑。不过，为什么这位教育部的发言人被网民们千夫所指，却是一个多少具有些经济学意义的问题。

　　正如这位发言人所言：“部分教育……好比逛市场买东西。”如若清华、北大之流所谓的中国名校是由一群富翁捐资而成，其愿意慷慨解囊让学子免费入学或是利欲熏心开出一年百八十万的学费，那是个人私事。不过，中国的大学花的是纳税人的钱，上至211工程，下至地方政府对各地大学的重点扶持，所投入的一点一滴，皆是从老百姓的裤腰带里勒出来的。

　　因此，全体老百姓既然为大学捐了款，当然也就是大学的股东了，而各个大学拿到的钱不一样，清华、北大之类的名校，因为在国家教育投入中占得多，荷包也鼓了，腰杆也硬了，自然也就该分个三六九等了。于是当初股东为了管理大学请来的工头（教育部）说了，股东也要有三六九等，钱多的股东多分红，把孩子送来，上头等学校；钱少的股东少分红，孩子上次等学校；董事和学校的高管们，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至于钱太少或是没钱的股东不仅没有分红，就连观点也应当转变一下，自认倒霉就可以了。

　　故而从经济学而言，周先生所论当是不差，不过论的不是地方，这里头捣腾的是个产权问题，一个有产者及其买办剥削无产者的问题。是以我对周先生在文章末尾的结论深表赞同，教育不可能包办，引入多种力量办学是正道，但是只要清华、北大们还在花着纳税人的一分钱，就得给诸位股东一个合理的交待。

　　论点：高等教育只是“准公共产品”，国家投资比例过高

　　■Goal

　　在经济学意义上，阮先生所说的“纳税人都是股东”，与周其仁论述的其实是同一个话题，即高等教育是否属于公共产品。

　　公共产品有两个基本特征，一个是政府投资；另一个是不具有排他性，即一个人使用这一产品并不妨碍其他人使用，比如国防、治安、司法等，当然还有我们关注的义务教育。

　　高等教育虽然也是政府投资，但却是具有排他性的服务。即其提供的服务名额有限，一个人享受了，必然要有另一个享受不到。这种排他性并不是高校收取学费之后才有的，在免费时代早已有之，而且排他的程度更高。所以说，高等教育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公共产品，只能算“准公共产品”。

　　搞清楚高等教育的性质之后，剩下的问题就是应该以什么样的标准选择接受“准公共产品”服务的对象。

　　穷人家的孩子考取却读不起大学，确实是件令人痛心的事情。但这里阮先生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1992年我国在校大学生人数是218.4万人，到了2003年已经增加到1108.6万人。换言之，今天为学费而发愁的大学生们，绝大多数以前根本没有进入大学的机会！

　　何况由于高考制度的存在，即使是产业化的高校也不能简单等同于商品，并不是谁有钱谁就能上的。对于那些成绩优秀又确实无力支付学费的孩子，可以通过一些制度安排来解决，比如，张维迎经常提到的从学费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作为贫困学生的助学金。

　　高等教育机会多且便宜当然是“痴人说梦”。排除这个不可能的选择之后，在由国家出资给极少数人提供免费（或近似免费）上大学的机会，和给愿意支付学费的人更多的高等教育机会之间，哪一个选择更合理呢？

　　周文的论述，实际上是说政府应该优先落实法定的公共产品──义务教育。国家财政的有限投入，应该首先用于保障每一个孩子都能接受基本的义务教育。非义务教育应该放开民间资本的介入，使有财力又不满足于义务教育的人可以通过支付金钱达到其目的。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让我们再看一组数据（见表）。

　　从中可以看出，国家在提供教育公共产品的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却宁可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准公共产品”中去，而且对私人资本进入高等教育层层设限，不肯通过民间资金办高校来平衡市场需求，达到降低高教费用的目的。其中的奥妙，已经不是经济学能够解释的了。

　　200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

　　学校数目 学校类型 投入资金(万元)百分比平均数(万元)

　　1396高校787517622.6%5641

　　64661 普通初中643350118%99

　　456903 普通小学1163686933% 25

　　质疑：稀缺物质分配屈从个人私利，“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

　　■阮征

　　不错，国家对基础教育的投入确实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可也正如Mr.Goal所说，“其中的奥妙，已经不是经济学所能够解释的了”。正是于此，我认为周先生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在此似无用武之地。

　　不过若是将经济学的方法放在教育部官员的个体身上，我姑且称之为“个体经济学”，倒是一件颇有意思的事情。

　　譬如坊间有一个笑话，某局局长妻子有慢性病，故特立制度，对局里直系亲属有病的包销医疗费用。一日一职工到局里为妻子报药费，结果被拒，被财务告知，原任局长下台了，换了新局长，不许直系亲属报药费，不过职工子女可以报学费，一问，原来新局长妻子没病，不过有儿子正在读初中。

　　照此例放在教育部身上，“看不见的手”自然也起作用。教育部大大小小的官员，多多少少也要为子女的教育操心的。可如何操心，那是大有学问的，部长大人或是有权有势的就不说了。即便是普通官员，在政策制订中，首先加大对个别学校的投入，着力打造清华、北大之流的名校。然后再提高在北京的招生比例，虽不能指哪儿打哪儿，轻易让子女如愿以偿，倒也可以极大地提高孩子上所好大学的概率。而其他公务员也与教育部休戚相关的，公务员阶层在当今中国社会还是高收入阶层，至少比绝大部分农民和工人要强。于是高举“教育产业化”和“教育理智消费”的大旗将学习好且没钱的孩子赶出门外，以保自家孩子的大学之路从经济学上来看确实是最佳选择。

　　其实就如Mr.Goal所列举的教育投入数字，即便是对456903所普通小学的投入，也万不可把平均25万当真。其中的大半可也是投入到了地方屈指可数的好的小学中去了，这一点去各地看看升学率高的中小学里教育投入的情况和官宦子弟的入读比例也就一目了然。这个问题毫无疑问是受到经济学因素的制约的，正如斯蒂格利兹先生在《经济学》中说的：经济学中的要素具有稀缺性，而市场中人对稀缺物质的分配屈从于个人的私利。

　　公车也罢，公务员涨薪也罢，此类涉及公务员利益的问题基本上也大抵如此。

　　（晓航／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