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正义的沦丧和信仰的消亡,是一切腐败的根源！

　　正义的沦丧和信仰的消亡，是一切腐败的真正根源！

　　最近，锦涛同志提出了“八荣八耻”，这对再造社会道德基础和清除腐败行为，乃至信仰重塑，无疑有极其重要的积极意义。但是，这“八荣八耻”是每一个公民应具有的基本素质，现在要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慎重提出，是不是从另一侧面反映出社会道德的沦丧和公众素质的低下？

　　荣辱观取决于是非观，当一个民族内部的大是大非观念没有确立的时候，以何为荣、以何为耻的问题是难以解决的。试想：如果把发展经济视为压倒一切的硬道理的话，那这个社会就必然会只存认所谓发财致富的“成功人士”；基层政府为谋求经济成绩也必然会不择手段地与资本合谋或合流，对中央阳逢阴违和向老百姓竭力榨取（如铁本事件）；人们也必然会笑贫不笑娼，荣辱观从何而来？

　　是非观取决于信仰，有什么样的信仰，就会有什么样的是非观。当一个民族没有坚定的政治理想和远大的政治抱负的时候，就不可能树立起民族内部的政治信仰和政治正义的，这个民族就会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而患得患失，而置整个民族前途而不顾。一个丧失了信仰的民族，正确的是非观又怎能形得成呢？一个丧失了主导正义的理论体系的民族，任何应时而生的措施对这个民族来说，都是隔靴搔痒，“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拆碎下来，不成片断。”

　　一、

　　改革开放初期，小平同志提出“摸着石头过河”的理论，对一些问题采取“不争论”的态度。这在当时的环境下，对整个民族走出文革阴影，发展经济，凝聚人心，无疑是有益的。但是，这只是当时一种摆脱以往历史负荷的权宜之计，是临时性的措施，是具有时效性的。民族的前进道路是曲折的，前面的河流交错纵横，总不能老是带领着整个民族采用“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吧？摸着石头战战兢兢过了眼前的河，对下一条横亘在我们面前的河流，是筑桥还是绕道，应该是民族领头人（执政党）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干着禁锢思想的蠢事，可不是什么新鲜事情。一些人把小平同志的话当作清规戒律，不敢越雷池一步，是不是又在重蹈当年“两个凡是”的复辙？是不是又在重演着“祖宗之训不可违”的闹剧？而且长久以往，深化改革势必缺乏理论上的支持，改革理论也形不成思想体系，民众也会丧失政治信仰，整个民族也会失去改革热情和改革动力，执政者的执政能力也会受到严峻的考验。

　　近十几年来，正是由于没有及时发展改革理论和构建改革理论的哲学思想体系，在改革的汪洋中摸着石头，时而“新左派”，时而“新自由主义”，摇摆不定，莫衷一是。于是乎，浮者为“精英”，沉者为百姓。不仅没能在民族内部建立起新的政治信仰和政治正义，而且隔断了我党与优良历史传统之间的联系，造成了民族信仰和民族正义的断层，官吏越来越腐败，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也使这一届中央政府的压力格外沉重，面临的困难也很多。

　　1949年，蒋介石在日记中总结自己政权失败的原因时说：“此次失败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已放弃崩溃。在此新旧交接紧要危急之刻，而所恃以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焉能不为之失败！”蒋介石在这里说的国民党政权失败，有两层意思，是两个相互关联内在原因：第一是不成熟的新制度，不仅不能立刻取代所谓的旧制度，而且会使“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也就是说，不能以未能成熟和确立的新制度来号令天下；第二是在“新旧交接紧要危急之刻”，赖以依靠的“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即自己政党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是最容易失去的。以一言蔽之，一个没有政治信仰的组织，必然是乌合之众，一盘散沙，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1895年孙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的时候，虽人数寥寥，但对“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充满信心，到1905年在日本组建同盟会时，更明确提出“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主张，在理论上为今后的国民党人准备了“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取得了推翻满清王朝的辛亥革命胜利。我党在建党之初，也只有数十名党员，但由于有了信仰，有了坚定的政治理想和远大的政治抱负，具备了“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终于在28年后取得了政权。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整个中华民族付出了代价和成本后取得的。照理说，每一个民众都有权利来分享胜利的成果。但是，由于国民党政权在忙于抗战的时候，忽视了胜利后治国治党的理论建设，使国民党全党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也就建立不起必要的制约机制。因此，当抗战胜利后，民族矛盾趋于缓和，在抗战时形成的“一个信仰、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基础瓦解之时，在这“新旧交接紧要危急之刻”，提不出新的理论和更高的纲领来统一全党的思想，使国民党缺乏胜利后的是非观和政治信仰，错误地把“剿共”作为统一全党意志和凝聚军心的唯一出路。一些国民党人也就乘接收之机，大发横财，肆意将一些民众的财产占为己有，成千上万的百万富翁在一夜之间就轻而易举地诞生了，老百姓付出了抗战成本，成果却被少数人掠取了。弄得民怨沸腾，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和支持。也使得国民党人丧失了在抗战中那种为民族牺牲为荣的信念，大家忙于发财，以“五子登科”（票子、位子、房子、车子、妻子）为成功人士之象征，以孔祥熙、王云五之流为社会之精英，政治腐败，社会混乱，纵有众多美式装备的军队和美国支持的政权也无济于事，终于被有着坚定的政治信仰和代表着民族正义一方的共产党人摧枯拉朽，秋风扫落叶般的赶出了中国大陆。

　　前车之鉴，不可不察！由此可见，没有完备的代表正义的理论体系，就不可能产生坚定的政治信仰。一个没有了信仰的民族，是不可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没有了信仰，任何补天措施和技术手段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能得益于一时，而不能对这个民族有长远的指导作用。

　　二、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各种思想学说如过江之鲫，纷涌而至。一些“食洋不化”的或别有用心的所谓学者，在西方的理论库中搬来了十八般兵器，要在中华民族身上逐一过招。于是乎，异端邪说，喧嚣尘上，皆以标新立异，颠覆传统为荣，充当着西方文化传播或入侵的急先锋。这些思想学说的宗旨，归纳起来看，无非是要牺牲我党赖以生存的基础——人民群众的利益；无非是要我们放弃社会主义制度；无非是要我们共产党人抛弃信仰和追求，去融入那个子虚乌有的国际主流社会。

　　他们从经济和思想文化两个方面入手，企图从根本上摧毁我们的统治基础，把我们的民族堕入万劫不复的魔道。他们打着改革和发展经济的幌子，叫器着“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厉以宁语）”推行什么企业改制、教育体制改革、医疗体制改革等一系列改革，其目的就是在侵占国家和人民财产的同时，培育出一批所谓的富翁和利益集团，以适应今后改朝换代的需要。也就是说，他们推行的一些所谓改革，从根本上来看，并不能为民族和人民获取利益。

　　我们党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对人民群众利益的一点小伤害，就是对党的事业的一个大伤害，牺牲一代人，也就从根本上瓦解了党的领导基础。对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损害，不仅会引起人民群众的反感和对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产生怀疑，而且会导致整个民族的信仰和民族内部正义的溶蚀，从而增加了社会混乱的因素。现在一些所谓的经济学家推行的改革，都是让多数人民群众承担了改革的代价和支付了改革的成本，而最终得益的却是少数人的利益集团。这些荒唐的理论之所以会被某些人所采用，正是改革理论的贫乏和缺乏改革理论的体系造成的，摸着石头过河，东试试，西试试，不沉于河底不罢休！

　　令人困惑的是，我们在“反右斗争”中，利用一些无知的群众，对与我党肝胆相照的民主人士大动干戈，现在又把与我党离心离德的无知的“经济学家”奉为上宾，任他们对与我党有血肉之情的人民群众大肆掠夺，这究竟为了什么？不禁想起陈寅恪先生对胡乔木同志的责问：“为何出现了那么多的失误？”胡乔木答道：“将客厅里的沙发椅子不停地搬来搬去，目的是想寻找更好的位置。”胡乔木的这个回答，虽带有禅家机锋的智慧，但还是缺乏说服力的，是属于自嘲性的。也许这个答案见仁见智，是多种多样的，但我宁愿用“理论缺乏体系”来回答。

　　经济领域的混乱和失误并不可怕，假以时日，通过调整是可以纠正过来的。文化思想领域的混乱就可怕得多，一旦形成某种观念或某种文化现象，几代人都难以更正。我以前在一篇文章中说的“只要有民族文化之存在，国虽亡，而天下未亡也”，就是讲的文化对民族存亡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之初，出于摆脱历史羁绊、消除文革影响等政治需要，不惜让一些人对我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进行妖魔化的宣传，一些文章把他老人家描绘成古往今来的天下第一暴君，以满足一部分人和西方政客们意淫的快感。毛泽东同志是有失误的，但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必须是理性的，要从以往的历史中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而不能感情用事。华盛顿、林肯就没有错误吗？如果你到号称世界上最民主自由的美国去大谈他们的错误，对他们进行负面宣传，那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郁达夫先生在《怀鲁迅》中说：“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对历史上的伟人肆意贬损，不仅有违马列主义的历史观，而且这个口子一开，势必动摇民族信仰与民族正义的根基，将人们的是非观、荣辱观弄得黑白颠倒，从而最终损害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一些别有用心的学者提出，现在是多元社会，任何道德观、价值观都可以重构。这种蛊惑人心的言论，确实迷惑了一些涉世不深的青年人。于是，一切准则和信仰都可以去质疑了，任何是非观和荣辱观都可以去糟蹋了。文天祥狱中绝食是做秀，盛宣怀是企业改制第一人（盛宣怀的官商合办和现在的国企改制确有相同之处），李鸿章是爱国的改革家，岳飞是阻碍民族统一的罪人，连跪了几百年的秦桧也直起腰来了（金锋小老弟鉴谅，我又拿你说事了，你其它的视觉作品我可以接受，唯独让秦桧立起来，我是万万不能接受的。但愿你在5月份拿出的“更具震撼力的作品”不要如此！）。秦桧的一跪一立之间，关系着民族正义之取舍，关系着中华民族的大事大非观！（有关观点我在拙文《梅花岭前的凭吊——大厦将倾谁赴死？》中已有论述。）

　　其实，放任一些人对历史早有定论人物事件，根据自己的需要而混淆是非，随意贬褒，是世界上任何民族都嗤之以鼻的蠢事。因为在这一损一荣之间，伤害的是一个民期长期形成的道德观，而最终祸及的是统治阶级本身。试想一下，如果连千百年来公认的忠臣贤士都可以不信的话，人们对现实的统治阶级本身会信任吗？清王朝的满族统治者不损坏岳坟，并为史可法建祠，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正是不愿意破坏原有的道德规范与是非荣辱观。因此，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对任何损害民族正义的行为，都是不能容忍的。

　　三、

　　为什么腐败越演越烈，贪官如雨后春笋，成长迅速？而且，腐败已不是官场的专利产品，波及到有“人类灵魂工程师”之称的教育界；有“白衣天使”之称的医疗界；有维护社会正义和社会公平公正的司法界等一切领域。是打击不力吗？去年8名省部级高官涉贪落马，2799名县处以上官员被查，说明中央的反贪决心和惩贪力度是无可非议的。1952年刘青山、张子善的伏法，震撼和威慑了整整一代人，天下人无不以贪为耻。而现在杀了胡长青、成克杰等一批高官，贪官们为什么依然前仆后继呢？不仅如此，而且一些贪官们入狱后，同僚下属，故友新知，络绎不绝地去探监慰问，与其它犯人相比，他们依旧活得轻松潇洒。难怪有人要问：“这个社会究竟怎么了？”

　　答案只有一个：信仰已经消亡，正义已经沦丧！这个消亡和沦丧的过程，存在于从“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的人人争斗，到“经济发展为中心”时代的人人争钱。

　　美国诗人惠得曼曾讲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没有信仰，则没有名副其实的品行和生命；没有信仰，则没有名副其实的国土。”列夫·托尔斯泰也说：“信仰是人生的力量。”我党正因为有着坚定的政治信仰，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我军正因为有着坚定的政治信仰，才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人民正因为有着坚定的政治信仰，才会在一夜之间把黄、赌、毒从神州大地清除干净。

　　没有了信仰，经济再发展，法律再严密，措施再繁多，也不可能清除腐败；也不可能凝聚人心；也不可能构建成和谐社会。没有信仰的民众，是不可能爱国的！

　　我们在井岗山时期，仅凭一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可以约束全党；就可以号令三军；就可以纵横天下。凭得是什么？难道不正是因为有着坚定的政治信仰吗？而现在既有纪委约束，又有法律制裁；既有舆论监督，又有群众举报；腐败却越演越烈，难道不正是因为信仰的死亡、正义的丧失吗？

　　一些地方官员“聪明”地认为，腐败和民生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只有发展经济中解决。这个观点的始作俑者为北大的张维迎，在地方官员中有相当大的市场。我在《对一些经济学家的散想》中说：“张维迎说：‘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我想问问这位张维迎：‘你如果是一位得了梅毒或患了浑身溃疡的病人，只吃补药，不去治疗，发展到一定程度，你就能成为身心俱健或百毒不侵的人了？’依我看来，发展到一定程度，提出如此荒唐学说的张维迎即使喝再多的补药，恐怕是早已全身腐烂了。但是，这种饮鸩止渴的理论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居然成为一些地方发展经济的圭臬，使得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问题越来越多，吏治也越来越靡烂，改革成果被少部分人掠取了，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却得不到保障。”在这些官员看来，中央进行的“党员先进性教育”，提出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八荣八耻”，都是多此一举，没事找事，不如把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中去。张维迎的这个观点，不管其主观用心如何，客观上就是要我们走墨西哥、阿根廷的道路，让地方与中央离心离德，背道而驰。

　　从“党员先进性教育”到“八荣八耻”的提出，其目的和意义不仅仅在于规范党员和公民的行为准则，不仅仅在于树立一个什么“荣辱观”、“道德观”的问题，而是在为重塑民族信仰打坚实的基础，是在为构建或完善改革理论体系做准备。如果我们没有这种清醒的认识，那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如果我们在进行“八荣八耻”教育的同时，不注重理想和信仰的重塑，不把“八荣八耻”教育和党的纲领结合起来，那么，恐也有违提出“八荣八耻”的初衷。

　　还是用惠特曼那句耐人寻味的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没有信仰，则没有名副其实的国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