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治郅认错：谁的胜利谁的错？

　　北京时间2006年4月10日凌晨4点34分，在2002年因离队不归，被中国篮协开除出男篮国家队的前八一队球员王治郅，乘坐CA984抵达北京首都机场，在外漂泊多年的游子终于归国，中国篮协的领导亲自去机场迎接，此事件，成为4月10日各大新闻网站的热点聚焦。

　　如果简单地将其视为一则体育新闻，显然掩盖了更多富有意味的内涵，国人对“王治郅五年不归”事件的关注，在于王治郅能够如此长时间地选择不归，作为对国家体委、篮协等强大力量的对抗，表达内心情绪的某种不满与抵制。如果把王治郅看作叛逆传统体育体制的异数，显然，在为数不多的“出头橼子”中，他是一个标志性人物。

　　历数王治郅与篮协的分分合合，转折点出现在王治郅以“亚洲登陆NBA第一人”的巨大荣光，成为当时的宠儿。他在收获荣誉的同时，也见识了商业化社会的无穷魔力， 一旦体育运动员成名，巨大的财富将席卷而来。

　　正是从那时起，王治郅的内心深处，产生了游移乃至脱离传统中国体育管理体制的原始冲动，他以“保住NBA位置”为由，多次拒绝国家队的召唤；他宁肯辗转于NBA的下游球队，苦坐冷板凳，也不愿意回归八一队，继续做中国篮球界的精英；无论是出于对金钱、名誉的渴望，还是对事业的更高追求，总之，王治郅愿意以付出与篮协权威对立、被开除出国家队等代价，换取心目中的理想实现。

　　从体制内生存转化为向体制外游移，通常是个体对制度产生了价值观的分裂，或者是利益上的尖锐冲突。从田亮为拍广告被除名，到更早的何智丽愤而退出国家队，都呈现出一个共同点：这些曾经依赖于传统举国体育机制成长起来的优秀运动员，逐渐发现了体制对自身的束缚，在享受体制保护的同时，必须接受依附于体制的种种苛刻条件。王治郅、田亮等从维护个体利益的角度出发，发出了不满的声音，并付诸于行动，立即遭到了体制的反弹——遭到开除和驱逐。

　　体制边缘人的优势在于独立，从体制外获得自由，无须参与与体制本身进行的利益交换，但边缘人要面临沉重生活压力与事业挫折感的双重冲击，他们容易陷入极端的自尊与强烈的自卑冲突中，表现出性格的反复与举止的异化。

　　王治郅正是在五年的煎熬与矛盾中，最终选择了回归体制。他向全国球迷认错，也向篮协、八一队俯首称“是”。作为NBA的失意人，万般无奈下他想起了传统举国体育体制的“保护壳”好处。而篮协重新接纳王治郅，原因之一恐怕是基于2008年奥运会——这一举国体育体制所崇尚的终极价值目标，需要还拥有技术资本的的王治郅。

　　举国体育体制内对资源的高度垄断，使得某些身在其中的人感受到压制，他们有了逃离体制的欲望；也正是因为举国体制对资源的无所不包，让叛逆者很快就发觉自身的弱小与无助，从而屈从于体制的价值标准。

　　五年的坚持后，王治郅低下了曾经桀骜不驯的头，绕了一大圈后重回起点。被国家队除名的一年后，田亮也从当初的一封公开信，变成了公开场合的不断认错，他能否像王治郅一样幸运，取决于现在的田亮，是否还拥有符合体制需求的价值。无论如何，王治郅认错了，田亮后悔了，这究竟是谁的胜利？谁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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