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有直面历史的勇气

　　我们的历史教育似乎在走入一个怪圈，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仍然是以自己固有的思维和模式，或者以一个好与坏的标准予以简单化，这种僵化与学术的独立客观标准相悖，也容易误导下一代，使更多以至于下一代的人们也同样陷入这种循环的怪圈。

　　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都是在特定的背景下，我们运用客观唯物主义观点和唯物辩证法也都坚持不能脱离条件讲变化，而实际上，我们在评级历史的时候却往往违背这种精神。

　　一个特定的人从不同的评价角度，或处于不同的成长阶段，其评价也是不同的，以岳飞为例，从民族主义角度，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而从封建主义角度，他又是一个愚昧的忠君主义者。宋代王守仁从古代“士”的角度，他是一个忠君爱国的士大夫，一个具有孟子所谓的“大丈夫气节”的伟君子；他积极镇压过藩王叛乱，有功于圣主；为官一方，他又惜民力重民生，积极推广德治教化，树立“唯我主义”的封建仁化教育，为人们也做过不少有益之事；但是在镇压农民起义时，其计谋之奸诈、手段之残忍以我们常规的标准似乎又很难与其联系起来。孙中山早年还曾上书李鸿章属于温和改良派，后期却转变成一个采取暴力革命的民主主义先驱者。

　　唐代女帝武则天为了稳固自己的权利，大用酷吏，四处残害反对她的异己力量。为了夺得权力甚至不惜亲手掐死自己的幼女，又废掉自己的亲生儿子，逼其自杀；忠于李唐政权的忠臣被杀的杀、逐的逐，几无存者；然而为政，武则天却又显示出其非凡的才能，她出身穷困，了解民间疾苦，在其在位前后统治的数十年她推行有效的养民生息，使唐王朝虽然朝堂杀剹成性鲜血遍流，而民间却兴旺鼎盛，民对其莫不交口称赞；武则天痛恨官僚贵族，通过她亲自选拔，将大批民间寒门庶族的有才有德之人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在位期间被她亲手提拔的寒门士子达1000多人，有力地瓦解了前唐腐朽的官僚贵族世袭体系。历史记载，武则天又是一位有胸襟和度量的大智之人，唐代著名词人骆宾王参与起兵讨伐武则天时，曾作檄文一篇，对武则天极尽侮辱挖苦之词，武则天读后不但不怒，反而大赞骆宾王才华横溢，叹息其才不能为己所用。而历史上史书对她的评价，一般多是妖妇篡位，杀人成性，贬大于褒。

　　当权后晚清的慈禧那拉氏又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尽管史料记载，早年那拉氏出身名门显贵，实际上早年却生活窘迫，因此那拉氏虽有骄奢之弊，其内却有忧民之心；晚清被西方列强欺凌，那拉氏一个弱女人在面临“中国千年之大变局”时，镇定自持，苦苦坚撑危局，既要在内部满汉贵族纷争、皇室倾轧夺位之间之中维持平衡，维护大清帝国不至瓦解，又要在众列强之间周旋，忍辱负重；还要面对白莲教、太平天国、义和团等民间乱贼的武力威逼，其何难也。正是那拉氏大智大勇的女人之心，才使频临破败的晚清危局忠诚一心，满汉官民合力胜利徼匪，史书记载，与太平天国大战，曾国藩湘军落败之际，满汉众官兵叩头痛哭“太后啊，我们愿意为你去死”，并非虚言也。至于那拉氏软禁光绪帝阻止变法，完全是担心“归政与帝”，出于对维护自己权利的本能而已。在后期，那拉氏已经完全成为激进变法派，其激进之举甚至超越光绪帝，只是晚清败局大势已定，已非其一人之力所能运转。现代人对慈禧太后的评价多为祸国殃民，退一步说，如果不是西太后垂帘听政，换上一个男性皇帝主政，又能何为？难道又比那拉氏做得更好？事实证明，晚清的皇子们多为昏庸八旗子弟，如若主政，国家将会更为危难，那拉氏的作为只是历史趋势已定的情况下，做了一些一个聪明的统治者应做的事而已。不问背景和条件，把一切问题都归罪于一个女人对学人而言既是不严谨的，也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

　　而我们现在历史教育中，似乎一直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不愿意正视历史，不愿意将一个真实的历史告诉后人。只是让一些学术工作者去研究，却难于让真实的面貌去大面积传播，更难于在教育下一代的历史教科书中用文字体现出来。

　　因此，我们的历史教育更需要这样一种态度：不以误己而不为，不以利己而为之，历史是一面镜子，一面考之兴衰，量之得失的镜子，我们只有勇敢且客观地面对我们的祖先和历史，我们才能真正战胜自己；一个敢于直面惨淡历史的民族，一个敢于剖析自己丑陋、怯懦、自私等阴暗一面的民族，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之林，才值得世人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