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员退役就业要有时代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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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4月11日09:28 南方日报 |
新闻分析 编者按:中国运动员退役的问题是一个长久以来的历史遗留问题。尤其是进入市场经济之后,运动员退役问题更加突出。 运动员退役之后的道路越来越窄,有人说中国体育训练的举国体制是罪魁祸首,也 有人说运动员自身没有准备好足够的再就业的素质导致他们就业难。现在,有的运动员确实像邹春兰那样生活窘迫,但大部分运动员,无论是有名气的还是没有名气的,还是生活得很好,重新开始新的工作。 举国体制有它的优势和贡献,当然也有不足。现在如果想一步到位地改变运动员退役以后的就业问题也不现实。我们做这个专题目的,就是想给准备退役,或者已经退役而无法在社会中重新开始新生活的运动员一个启示。 邹春兰并不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在她之前、之后同样有很多退役运动员进入社会,有的人日子过得不尽如人意。这让大家惊讶地发现,退役运动员已经逐渐成为了社会上一个为数不少的弱势群体。那么这些曾经为祖国荣誉作出奉献的人们,出路应该在哪里,本来属于他们的饭碗,又被谁端走了呢? 在举国体制之下,退役运动员应该端上国家准备好的饭碗。但在市场经济下,社会上每一个饭碗都被激烈抢夺着,我们应该给运动员一个饭碗,还是给他们抢饭碗的能力。作为一名退役运动员,应该等着国家派饭碗,还是积极投身到社会竞争中呢? 提高素质谋生不难 在外国选择当运动员更多的是出于兴趣和天赋,训练和比赛费用大都由自己负担,国家只是会在大型运动会期间给顶尖选手提供一些津贴,而现役选手都是依靠广告、赞助商、比赛奖金等收入来维持生计。他们从来就自己为自己谋生,自然会对退役后可能遇到的生活问题有心理准备。其实无论是准备当教练,还是回学校念书,只要提前做好了准备,总是容易适应一些。 也有人把邹春兰的情况归咎于中国体育训练机制中文化教育的缺乏。但在笔者看来,中国体育系统不是没有给运动员提供文化学习的机会,而是给的这个机会难以提高个人素质。 在社会上也会有普通高中和技术学校之分,前者走的是考大学的出路,后者是提供技术训练,不一定以升学为目的。而对于运动员而言,要在训练之余学习为考大学做准备的课程,是否过于困难且没有实际意义呢?目前中国大学学位紧迫,边练边学的运动员根本不可能靠自己的学习成绩考上大学,只能靠运动成绩“保送”进大学。在这样的前提之下,运动员怎么可能刻苦去学习和将来谋生无关的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呢? 中国的大学对于成绩优秀的运动员向来是网开一面。例如世界级的选手,只需要拿到30多分就算及格。这可以看作是对他们的帮助,让他们可以专心于训练,又给了他们学历上的保障。但从长久来说,其实是害了他们,所有用人单位只要看到是“体育生”毕业,全都联想到是“荣誉毕业”,对他们的能力和印象大打折扣。 反观国外的大学,尽管在入学时稍微对运动员降低门槛,但在毕业条件上则没有丝毫人情可讲。笔者在英国的一个同学就是前巴西国家游泳队的选手,他选择到英国念硕士,因为底子比较薄,就把一年的课程拉成两年念,学校也提供例如校队教练的职位给他,可以保证他的生活费,但也仅此而已。在考试的要求上和其他学生完全一样。也因为这样,尽管他用了比其他同学多一倍的时间才拿到学位,但这个学位帮助他顺利找到了大型企业管理层的职位。这样的学位虽然来得有些艰难,但总比挂在墙上的一纸荣誉更有意义。 时代发展意识转变 对于自己退役后生活的安排,不同年代的中国选手又有不同的心理准备。最早期的运动员走的还是退役后国家分配的路子,当时整个社会都是实行分配制度,每个大型单位总还会有些闲职可以安置退役选手,因此上世纪80年代之前的运动员大都不愁出路。但社会逐渐进入到市场经济后,单位都是自行招聘员工,且要讲究成本意识,一些可有可无的职位被削减。国家即使想安置退役选手,也找不到这么多接收的位置。 那批在上世纪80年代,也就是邹春兰那个时代的运动员其实是最尴尬的,他们在进队的时候,看到和接受的指导思想还是“好好训练,国家包办一切”,但到了自己退役的时候,社会的变革又把他们抛入到市场竞争的潮流中,一时间从心理到个人能力都无法适应这个转折,才会出现那批尴尬的“冠军杂工”。 相对而言,现役选手将来的出路可能又会更宽广些。因为在他们进队训练的时期,已经看到了国家不可能再包办一生,而邹春兰等前辈的生活教训也时刻警惕着他们。因此现役的选手在思想上已经逐渐向外国运动员靠拢,他们懂得为自己的将来筹划。 所以说邹春兰是某一个年代的特殊产物,从她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体育制度的一个重大缺口。但是这个缺口也不是某些人所预想的那么庞大而且不可修补。运动员和训练系统都应重视这个问题,多为运动员提供切合实际的教育机会,让退役选手也有和别人抢饭碗的能力,而不是等待着国家把饭端到面前来。 梁燕 董兆致:金子到哪都会发光 过去:击剑运动员 现在:教练 去年,董兆致退役后在天河区少年儿童业余体校开始新的生活。董兆致从运动员第一线退下来,没有觉得太大的压力。照他的话说是,“我已经准备好了退役后的硬件,所以我坚信:是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 董兆致在2001年自己职业生涯的巅峰时期,就开始在中山大学的行政管理专业就读。“训练和读书虽然是两种不同的身份,但我一直觉得掌握更多的文化知识,才是今后继续发展的必备硬件。”董兆致说到自己一边读书,一边训练的动力时说,“运动员是比较特殊的群体,训练和读书不可避免有时间上的冲突。我训练的时候专心训练,不训练的时候就尽力自学。在我没有任务的时候,中大老师还专门给我补课。”去年,希望不断提高自己素质的董兆致,又成为了广州体育学院体育产业专业的研究生。 “运动生涯的阅历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董兆致在说到运动生涯和今后再次就业之间的关系时说:“我的运动生涯,痛苦的回忆比快乐的回忆要多很多,所以培养了我在比赛中的坚韧性格。我退役到社会上重新就业遇到困难时,也是这种比赛中的坚韧性格一直激励着我。” 邱江剑 李宁:学而不厌 过去:体操运动员 现在:成功的体育用品商人 中国运动员退役后呈现多元化发展的趋势,涌现出李宁等退役后成功转型的企业家。李宁从商之路走得格外顺利,主要是他非常懂得利用自身的优点,也努力去弥补自己的不足。 李宁退役后创立的李宁体育用品公司,聘请了一流的专业人士来进行管理。李宁在亲自经营、管理一段时间后,深感相关知识的不足,专门到大学进行脱产的经济管理知识学习。 近两年,李宁虽仍担任公司董事长,但公司经营上的具体业务他已不怎么插手,而是一头钻入书海。他目前正在北京大学读法律专业。李宁说:“除了实用性,更主要的是法律能够训练一个人的分析判断能力,可以增强自己去寻找人生真谛和理解社会的能力。” 梁燕 蔡振华:要趁年轻时多学习 过去:乒乓球运动员 现在: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助理、乒羽中心主任 作为一名乒乓球选手,蔡振华拿过世界冠军,但在中国众多的乒乓名将中,他的运动成绩并不十分突出。但蔡振华成为中国乒乓球队主帅、中国乒羽中心主任之后,不仅保住了“乒乓王朝”的美名,还开拓了乒超联赛的市场化道路,写下了辉煌的一笔。 退役后赴意大利打球和执教的4年经历对蔡振华的影响十分大。这段经历不仅让蔡振华学会一口流利的意大利语,更让他看到完全不同的体育培训系统,对欧美的体育市场环境有着深刻的感悟。 现在,蔡振华对于运动员的退役也有自己的想法。“我们计划在北大、北体大建立乒乓球学院,已经开始构筑框架,三方也正在联系中。同时,我们还会同上海的高校进行合作。我们同北大的合作很重要,搞好科研对我们队很有帮助。”其实蔡振华这样做也是为了运动员今后的出路考虑,“我也是运动员出身,深知运动员求学的必要性。队员们的知识都很缺乏,将来退役之后无论从政还是从商,学习都是很重要的。这个时代淘汰率太高了,要趁年轻的时候多学习。” 梁燕 邓亚萍:留学深造 过去:乒乓球运动员 现在: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北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 邓亚萍退役之后走上的是一条崭新却同样辉煌的人生道路。这条崭新的道路看似是用名气换来的,但实际上还是靠自己的血汗重新谱写的。 邓亚萍进入国际奥委会,进入清华大学深造,都可以看作是奥运冠军带来的利益。但她从治学严谨的英国大学拿到硕士和博士学位,从26个字母都认不清楚到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运动生涯只是给了她“拼搏”的精神。 进入清华外语系,刚去英国做交换学生的时候,她的英语连门都找不到。但她用当年运动员的拼劲,中午吃三明治,晚上吃方便面加青菜、西红柿和鸡蛋,几乎每天都要学习到12点才能睡觉,终于熬出了英国的硕士学位。 对于这条艰苦的求学路,邓亚萍没有后悔:“有人可能觉得我这是自讨苦吃,甚至有人说你的荣誉多得一大把,不攻读什么学位,后半生照样可以过得不错。即使读学位也不必那么辛苦,甚至不妨找个‘枪手’代笔写论文。但我读书上大学可不是为了‘镀金’,我上学只是要圆自己的读书之梦。我从自己与外国朋友的交往中深切感受到知识缺乏、交流不畅。尽管基础差,我不想投机取巧走捷径,更不要说我就读的清华、剑桥等国际知名大学治学严谨,容不得弄虚作假!” 梁燕 赵戈:自学成才 过去:游泳运动员 现在:广东游泳队总教练 当赵戈出任国家队总教练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意外,毕竟作为一名游泳运动员,他的成绩并不显眼。赵戈从运动员退役之后,立即进入天津体育学院学习。当时出任国家队教练,也是他的“综合素质”起到了最关键作用。 赵戈退役后自学电脑和英语,达到了较高水平。当弟子刘黎敏在美国念书时,他就用网络远程指导弟子训练。在世界游泳锦标赛上面对外国记者一次次的“刁难”,赵戈用英语“针锋相对”。赵戈自学英语和电脑的毅力,也许就是他成功的心得。 赵戈还曾经在电视台成功地客串过一段主持人,如果不是因为对游泳的那种特殊的感情,也许他的职业履历会重新填写。 梁燕 图: 退役后,我的工作未停过 简仁山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