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视点:知名高校校长“三问”高考改革

　　新华网上海4月11日电(记者刘丹 王骏勇 余靖静) 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面试”选拔的近600名预录取的大学生即将向社会公布。

　　“一石激起千层浪”。当高考分数第一次与高校录取脱节，人们或期待，或质疑。记者近日围绕着高考改革问题采访了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几所高校的负责人。

　　高考：见分不见人的选拔？

　　“良好的生源是办学成功的一半”，上海交通大学分管教学、招生的副校长印杰打了个比方，“如果将大学比喻成一个工厂，招生就像工厂选购材料一样，没有良好的原材料，怎能指望工厂生产出好的产品？工厂要有特色，才能打造品牌。同样道理，国家帮学校‘采购’完成‘选材’过程，这是不科学的。一流大学更应注重多元化，否则特色和品牌无从谈起。”

　　我国现行高考录取原则简单说是“三步走”——先分数优先，接着志愿优先，再分数优先。即首先定出录取分数线，一分之差可决定考生是进重点一本，还是二本；接着，同一批次学校第一志愿优先录取，未招满时，第二志愿才纳入学校考虑范围（一般这种情况可忽略不计）；最后，填报同一志愿的学生中，学校又按分数高低进行录取，直到录满为止。

　　高考利用“刚性”的分数和志愿，完成了几乎所有高校的人才选拔。考生往往因一分之差，一志愿之差，与大学失之交臂。

　　印杰说，“唯分数论”的学生培养模式导致的后果是过分强调培养学生追求标准答案的能力。他以政治考试为例说，很难想像，高考中的主观政治问答题均有标准答案，为了更靠近标准答案以得高分，考生们纷纷将与问题相关的内容全部答满试卷，哪怕毫无逻辑、甚至前后矛盾。原因只有一个：学生只想在密密麻麻的文字中，让阅卷老师找出尽可能多的接近标准答案的“得分点”。

　　印杰认为，创新的动力在于不断提问，过分强调标准答案等于抹杀学生的创造力，久而久之学生变成了“答题机器”。

　　“以往，学生通过高考，按分数高低，被‘划拨’到各高校，很少考虑到学校的需求，而建设一流大学，需要有一流的生源，所谓一流的生源，就是适合学校发展特色的优秀学生，而不是光分数高的学生。”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说。

　　不少人指出：由于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相对匮乏，高考多多少少依然在中国社会扮演着“社会分工”的角色，甚至成了农村学生改变命运的唯一手段，虽然高考带来的弊病很多，但目前还找不到一个比高考更公平、更不易受干扰的办法来遴选人才。

　　浙江大学副校长姒健敏说，对一流大学而言，“自主招生”是大势所趋，重点高校应有适当权力选拔符合学校发展特色的“材料”，国际上大凡一流大学，没有一所不是自主招生的。“中国地区发展失衡，高校自主招生不可能大面积铺开，但一些经济相对发达、高等教育入学率和诚信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可以实施小范围试点，探索和积累自主招生的经验。”

　　高考：素质教育的天敌？

　　目前，素质教育迟滞不前、应试教育势头却依然强劲，不少人认为，高考一天不改，素质教育就一天难以前行，甚至有言论表示“落实素质教育，必须取消高考”。

　　“高考指挥棒影响素质教育的发展，但高考本身并不是阻碍素质教育发展的症结所在，分数至上的选拔录取手段才是阻碍其发展的根本”，姒健敏说，改革现有的高校招生办法，建立科学合理的学生评价制度，是推进中小学素质教育的关键。

　　姒健敏说，素质教育不是简单的一句口号，还要有提倡素质教育的整体环境。中国东西部差异大，西部落后地区的孩子考上大学非常不容易，“与城市孩子相比，他们身处更糟糕的教育环境中，却要在高考中以最高分数来换取改变命运的机会，这种情况下，对他们谈素质教育可能是非常奢侈的。”

　　南京大学副校长张大良说，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其实是教育思想的区别，而不是教育方法上的不同，不能简单地说“搞面试就是素质教育、搞笔试就是应试教育”，“笔试照样能考出素质来，但考什么、怎么考很重要，不能过于强调标准答案”。

　　张大良说，西方发达国家大多是将考试和面试两者相结合，大学自主招生与全国统一考试相结合，但无论哪种选拔方式，考试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环节，即使他们经济发展程度较高、高等教育资源相对丰富。

　　不过，有一点大有区别：世界发达国家的升学考试成绩（联考、会考、高考成绩等）有一定的有效期限。如“托福”（ＴＯＥＦＬ）考试成绩的有效期可以是两年，ＧＲＥ考试成绩的有效期可达5年，而我们全国的高考成绩使用期限还不到一个月。

　　高考：选拔制度何去何从？

　　近年来我国的高考改革可谓年年有新招：在考试组织上，2004年有11个省市开始在高考中实施国家统考分省命题改革；在考试内容上，有“3＋Ｘ”科目设置方案；在考试时间上，有了春季、秋季两次考试；目前，全国53所高校享受着所谓的5％“招生自主权”。

　　然而，这些高考改革“新招”的效果均不尽如人意。我们不能回避一个问题：我国高考选拔制度将何去何从？

　　张大良表示，中国作为高等教育大国，考试人口众多，为保障公平，全国高考不可能轻易取消，但公平不能以“抹杀学生的创造力”为代价。当下，并不是所有高校都有能力走上自主招生之路，不过，国内一流高校完全可以探索走“自主招生”这条路，且形式可以多样。

　　印杰认为，此次复旦、上海交大“面试”选拔模式，尚属于小范围试点。因受地域招生数量和实施“面试”招生的学校数量的限制，“面试”选拔暂时很难在全国推广。例如，上海交大欲在江苏招生35个人，却引来了35万人的面试报名，这样筛选材料、笔试、面试等诸多环节下来，高考招生成本将非常之高。如此大范围中挑选区区几十个人，以概率来算，录取准确率也会大大下降，如果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同等水平的高校联合“面试”招生，可能更具操作性，一方面可以适当降低招生成本，一方面考生也可以避免连续面试而带来的压力。

　　姒健敏说，因为各高校的办学目标、办学特色不一致，培养学生的思路也各有特点，高校“分类选拔”是必然趋势，不同类别的高校，应在选拔方式上适当区别对待。

　　他介绍了所谓“分类选拔”的一些思路：对高职院校而言，可让少部分考生，通过标准化考试，或者高中毕业考试，不用参加高考，申请直接入读；对名牌大学而言，可让少部分考生参加高考或标准化考试，并配以适当的面试，尽量扩大学校自主招生来“不拘一格录人才”，特别是研究型大学可更多地挑选创新型人才；对一般高校而言，大部分考生可主要通过高考考试分数进行选拔。

　　张大良认为，为了减轻集中高考给学生带来的重负，也可实施多种不同层次的高考，诸如一年内举办全国统一高考、重点大学联考、地区高考等，考生可以选择参加任何种类的考试，并用他认为最满意的一次考试成绩，向多所学校提出申请。

　　而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学校，可根据学生提供的参加不同层次高考的成绩、中学的表现、学校自行组织考试、成绩等综合表现决定是否录取。理想的状态是：考生可以同时拿到不同学校的录取通知，学校也可以提供学生不同的机会选择，最终让学生和学校进行合理双向选择。（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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