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少些按“理”说，多点照“实”讲

　　汉川市政府一纸“喝酒令”，引来评议如潮，议论纷纷，众矢之的，群起攻之。但是从央视电话采访市府办领导的对白中，多少还是感受到当事者的委屈和心有不服。类似之事，舆论一边倒，评者义正词严，理直气壮，而个中人欲言又难，欲说还休，心有不甘心有不平的，并不少见。

　　那么，一桩事实清楚，道理也实在明白不过的事，何以不服，哪来委屈？究其根本

　　照实讲，汉川市政府根本的错误就在于“太实”。怎么可以那么下文件的呢？不妨假设一下，如果汉川市政府文件就象个文件，提出原则意见，比如重视、支持、加强等等(君不见文件基本是这样的吗？)；然后再下个“操作版”(比如会议、检查、考核)，因为这不是文件，大可灵活再灵活，具体再具体，硬化再硬化。如此一来没什么把柄，无懈可击，实际效果还可能更好。如果再将“喝”改为“销”，要求部门单位农场帮助推销促销，销不了自个喝了，那是单位还不适应市场经济，或者还不够重视等等。人家党政领导亲自帮助推销当地特产，推介劳务(比如保姆什么的)，还一时走红呢。再再如果，包装个“糊涂文化”，办它个“糊涂文化”节，别的不说，那一个节日里，原本全年的任务至少可以“喝”掉一半，而且，说不定还是经济文化的“科学发展观”。

　　照实讲，这假说并不是笔者的借题杜撰，现实里实实在在是很不鲜见。不过，委屈归委屈，批评是必要的，指责也是应该的，文件收回也是理所当然。这表明的是树立正确政绩观落实科学发展观并非简单实则艰巨。要说明的是我们该如何对待——看和评工作实践所反映出来的一些现象，如何更好地落实科学发展观。

　　还是照实讲，现时“按理”说事，“按理”做事的比较通行。动辑拿真理——政策与理论，去套实际表象，衡量实际工作；拿着政策理论当工作条例去行事。把真理当成了检验实践的尺度，把政策理论作为行动的口令。一味在“是”与“非”对与错上大做文章，而轻视于“如何做”上下功夫。以理服人，那个“理”只当是个“服人”的王牌，而不是以“理”去指导工作引导人。因此，许多表面冠冕堂皇，看似无懈可击，实则大行糊涂之事的，非但不会受到非议，反而有时还会得到舆论的青睐。正是这种“理”和“实”的错位，使不少说事与做事的人，往往习惯于首先想到的是要合“理”，而不顾是否合“实”。只要理正了(哪怕是名义上也要穿衣戴帽)，有个“红帽子”，什么都好说都好做。从这点上来说，还不如汉川的明明白白的糊涂，那起码还有点“求实”的，只是缺乏“求是”，这比说起来看起来“求是”实质不实不老实使花招要强。

　　有句古话叫“站着说话不腰痛”。“站着说话”，一般说的都是真话，是按着“理”说的正确话，道理是一套又一套；但是在“弯腰干的”听起来，却还是“痛”，至少心有不服，那不是照实说的话不管用。

　　真话与实话，看起来一样，其实还是有区别的。真话是正确的话，是客观的理性表达，感性的抽象，相对的是假话。实话是实实在在的话，是客观的如实反映，也许对也许错，更多的是粗糙的原汁原味，有对有错，实话相对于空话。很显然，相当的空话、套话成了不是假话的“真话”。而实话只是“矿石”，由于多少有点“亏”理，所以上不了台面。事实上许多“真话”一直误着事。当初民营经济温州模式不也是几乎被“真话”——按着当时的政策理论说的话，所绑架么？(当然切不可误解是说汉川糊涂事为改革)。

　　如今，不管是媒体的读者还是写手，或者是干部，理论素养、政策水平是越发的高了，因此说事做事越发的能“按理”了，相对而言“照实”的说和做就有些不协调。评论所说的那一通通道理理论，汉川政府的领导干部未必没学过不知道吧。那又为什么？显然，就在于领导的“切实”的力不从心，干部的照实说的不够。理论与实践总是有距离的，倘如理论政策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把握实际实情的能力没有水涨船高，那理论政策与实践的距离必然越拉越大；就难免“时评”不“实评”，“实事”不求是，“求是”无实事。

　　难怪不少领导感慨——现在是要听对的话正确的真话容易，要听错话实话难。真话好说，实话难讲。不能不说惟其难才可贵。

　　不妨再照实讲句，与其在是非上的深挖穷究，还不如坐下来，替我们(！)的“小糊涂仙”，为汉川们的出路支个实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