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别尔：尚无谜底的双重之谜

　　◆张远山

　　2005年5月12日，我在工作台上摊开多种《庄子》版本，开始逐字逐句校订并翻译，打算先完成基础工作然后撰写《〈庄子〉奥义》。这一充满乐趣又充满挑战的艰难工作进行到《庄子杂篇•徐无鬼第二十四》时，2006年1月7日，“巴别尔迷”王天兵先生来访，把他费尽心血编订的两部巴别尔杰作《骑兵军》与《巴别尔马背日记》的中译本送给我，

　　伊萨克•巴别尔（1894－1940）迷人之处太多，述其大要如下。

　　一、巴别尔是犹太人，但渴望成为犹太人的天敌哥萨克人。

　　二、巴别尔于1920年投身于由哥萨克人组成的苏俄第1骑兵军，参加了苏波战争。

　　战争起因是，新生的苏维埃在内战刚刚结束后，立刻奉行输出革命，希望以波兰为起点引发西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苏军势如破竹直逼华沙城下，波兰领导人毕苏斯基在面临必败之局时，冒险采用大胆的军事计划孤注一掷，竟然奇迹般击溃了苏军，于是苏波两国签订了休战协定《里加条约》。后来晋升元帅的苏军西方面军总指挥图哈切夫斯基战后懊恼地说：“假使我们获得了胜利，那么整个欧洲大陆上的革命都会爆发。波兰战争即可能构成十月革命与欧洲革命之间的链锁，革命狂潮会淹没整个西欧。”英国驻柏林大使戴艾贝尔仑勋爵感叹：“1920年，是波兰拯救了欧洲。”英国军事历史学家威廉•西摩在《世界上二十次重大战役中的决定因素》中认为：“华沙之战就其实际过程而言不是一次很大的战役，但对于欧洲文明来说，它可能比本书所描绘的任何战役都更为重要。”

　　三、巴别尔于1924年至1926年写出了为其赢得世界声誉的杰作《骑兵军》。

　　这部杰作的神奇品质源于极简主义写作，如同居里夫人从巨量铀沥青废渣中提炼出的微量纯镭，引起了原子弹般的爆炸性反应。《骑兵军》可以被阐释、再阐释，稀释、再稀释，而一再稀释后依然具有极大爆炸性。人们把巴别尔与同样以极简主义写作著称的博尔赫斯、海明威、卡夫卡相比较，偏爱者认为巴别尔有理由排在这几位大师之前。

　　四、巴别尔因《骑兵军》而得罪了第1骑兵军军长布琼尼，进而因不满苏联体制而得罪了斯大林。1939年被捕，在酷刑下被迫承认是间谍、托洛茨基分子、恐怖分子。1940年被枪决。1954年平反。但其遗作仍然不能出版，尽管国门之外早已佳评如潮。1986年，意大利《欧罗巴人》杂志评选百名世界最佳小说家，巴别尔名列榜首。当然仅是一家之言，因为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同样以极简主义写作著称的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对博尔赫斯的经典评价用在巴别尔身上似乎更确切：“博尔赫斯创造了一种被提升到二次方的文学，又像是得出本身平方根的文学。”博尔赫斯的另一顶桂冠“作家中的作家”同样适合巴别尔，但又成为阅读巴别尔的特殊困境：《骑兵军》的极简主义写作，使之具有写作外行难以领悟的深义、微义乃至奥义。《骑兵军》对普通读者、尤其是不写作或写作水平不高的读者而言，是难以理解的，深入其堂奥的大门紧闭着。《骑兵军》需要阐释者、分析者，更需要好的阐释者，好的分析者，也就是好的批评家，为紧闭的大门配制钥匙。然而我并非巴别尔的合适批评者，外国文学与我专业不对口。我的写作原则是：自己写不好的，即使想写也藏拙，等待能写好的人来写。

　　况且，庄子的极简主义写作比巴别尔以及上述任何西方大师更有过之无不及。庄子是博尔赫斯的偶像，但巴别尔不可能成为博尔赫斯的偶像，至多是一位值得重视甚或值得尊敬的同行。我的使命是阐释伟大的庄子，而非阐释杰出的巴别尔。作为“庄子迷”，我与“巴别尔迷”王天兵既相异又相通：他试图通过巴别尔来理解1921年以后的中国历史，尽管这不是他迷巴别尔的全部理由。我则试图通过庄子来理解公元前221年以后的中国历史，包括理解1921年以后的中国历史，尽管这同样不是我迷庄子的全部理由。

　　我的庄子阐释工程刚刚开始，日前刚刚完成这项浩大工程的第一块奠基石《“文化”的对词——造化》。我对王天兵说：庄子独创的“造化”一词，是一切“文化”反思、一切“文化”批判的终极武器。渴望成为哥萨克人的犹太人巴别尔让我感兴趣的是：犹太人是有史以来最重视文化的民族，一个永恒的“文化”之谜；而以往的哥萨克人是有史以来最敌视文化的群落，一个永恒的“造化”之谜。我期待有人猜出巴别尔这个双重之谜的谜底，但我不愿不自量力地胡猜，我必须全力以赴猜出庄子之谜的谜底，进而猜出中国之谜的谜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