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王治郅从洛杉矶飞回北京，结束了他1600天滞留美国的生涯。对于他的回归，中国篮协也第一时间发表声明，表示对大郅回归的欢迎，大郅本人也在机场作出了一份公开的“检讨”，在他与中国篮协之间，似乎已经“渡尽劫波”，事归圆满了。（相关报道详见本报今日第19版）
但是这件事情背后，似乎还有更多可以讨论的内容。王治郅事件当然有个人意气的
成分，他属于八一篮球队的编制，而且在去NBA打球时，也与中国篮协签订了为国家队效力的协议，他应该为自己当初没有履行协议的行为负责，给公众一个说法。
但是大郅事件同时又反映出如今我国体育管理制度中的某些困境。
在计划经济时代，各体育运动队在体制上隶属国家，运动员本身就是吃皇粮的国家干部。国家给予运动员以足够的条件来进行训练，但是必要时运动员要受国家的调配和安排。但是20余年市场经济的勃兴，极大地刺激了体育项目职业化的发展，传统的体育机制已经遭遇到发展的瓶颈。
更关键是，我们还要有前瞻意识。今天的体育培养环境已与计划经济时代有很大不同，在国家主导发展竞技体育的同时，一些运动员的训练开始越来越社会化，各种民间的团体也开始进行有偿的体育培养，这些未来的运动员，将和国家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如今看来还没有新的具体政策来规定。如果一个完全由私人投入培养出来的运动员，一方面有自己职业化的各种需要（比如到国外俱乐部训练和比赛），另一方面体育管理部门也因为有需要，还会有种种的约束，这之间的矛盾，如果没有提前处置，必将会在日后引起争议。中国体育管理显然需要一场未雨绸缪的变革。如果我们今天无法从“王治郅回家”看到体育管理体制的某些深层矛盾，未来类似王治郅的事件很有可能再次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