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成都两篇报道，再开幸福玩笑

　　今天，当“幸福指数”这个悬浮的概念被人为确定成考核政绩的指标而热吵时，我们的一些地方政府也迫不及待地想方设法推出“幸福指数”，以期达到张扬政绩的目的。殊不知，幸福从来就是个人对事物感受的一种自定义概念，并不是可以用某种标准化的百分比数据来确定的抽象幸福。日前，成都一主流媒体于本月6日以标题为《近九成民众满意当前生活状况》和9日以标题为《我市低保标准今年调高》的两篇报道，向公众展示了再开幸福玩笑的玩笑。

　　《近九成民众满意当前生活状况》一文的报道要点：“今年是‘十一五’规划开局之年，为更好地了解民心、反映民意，省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于今年3月开始在省内组织实施了‘开局之年听民意’的大型公益性社会调查。……本次调查采取随机抽样、电话采访方式，被访对象涵盖了成都、绵阳等9市、县的2000名年龄在18～69岁之间的社会各阶层城乡居民。……调查结果：城乡居民对当前生活总体满意度为87.4%。……被访者认为当前自己生活幸福的占44.6%，基本幸福的占48.8%，不幸福的仅占6.6%，总体幸福感达到93.4%。其中：农村居民的总体幸福感为94.2%，比城市居民总体幸福感93.1%高1.1个百分点；工人、职员及服务人员的总体幸福感最高”。

　　《我市低保标准今年调高》一文的报道要点：“……目前我市城乡低保对象24万人，他们的生活主要由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来‘兜底’。……1997年我市城市开始建立低保制度，当时的标准是每月90元，到了2004年，这个标准已经涨到了210元，保障人数也由1997年的4500人增加到了10.6万人。同时，我市1996年开始试点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时标准为每年600元，到2004年提高到每年1000元，保障人数也从起初的2367人增加到2004年的13.9万人”。

　　从以上两篇报道可以看出，不论是“农村居民的总体幸福感为94.2%”也好，还是“城市居民总体幸福感93.1%”也好，抑或是“工人、职员及服务人员的总体幸福感最高”也好；同时，不论是城市“保障人数也由1997年的4500人增加到了10.6万人”也好，还是农村“保障人数也从起初的2367人增加到2004年的13.9万人”也好，这些数据的背后都张显着地方政府的光辉政绩。但问题出在哪里呢？非要说两篇报道再开幸福玩笑。

　　首先，是对“大型公益性社会调查”的可信度质疑。谁都知道，要使张扬政府政绩的“幸福指数”具有可信度，就不能由属于政府自己的机构进行社会调查，而应该由非政府管辖的公益性社会机构调查，方才具备可信度。然而，这组“幸福指数”恰恰是由政府机构“省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自行组织完成的，这就成了“自己调查自己”的行政政绩，这种集运动员和裁判员一体的调查数据能有多大的可信度呢？ 其次，“2000名年龄在18～69岁之间的社会各阶层城乡居民”一说值得怀疑，他们究竟是“社会各阶层”的上层呢？还是中层？抑或是下层？这个“社会各阶层”完全可以理解成“社会不同职业领域”，而不是贫富悬殊差距意义上的阶层。换言之，调查的是富人？是穷人？还是不穷不富的人？没人知道。 其三，城市“保障人数也由1997年的4500人增加到了10.6万人”，共计扩大了20多倍；农村“保障人数也从起初的2367人增加到2004年的13.9万人”，共计扩大了50多倍。这两组数据从表面来看是政府“非常关心”特别困难的人群，理应算作政府关心民众的政绩。但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十年来困难人群急剧扩大的事实，只能反证政府消除贫困不力，而必须动用财政扶持急剧扩大的“低保群体”。尽管这是政府必须应尽的社会保障责任，但却无法掩盖贫困群体急剧扩大的事实，据说这种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的现象还将长期继续下去，又何以证明“近九成民众满意当前生活状况”而感到“幸福”呢？即使幸福是抽象的，但只要幸福仍旧属于个人感受的自定义概念，那么，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理解，社会低保人群越少，社会的整体幸福越多，反之亦然。由此可见，成都的这两篇报道，的确存在对幸福调查的自相矛盾之处，这难道不是再开幸福的玩笑吗？

　　俗话说“为善而急人知，善处即是恶根”，意思是说：“那些做了好事却急于想宣扬的人，他们做善事的同时却留下了邀功图名的伪善秉性。”幸福从来就是个人对事物感受的一种自定义概念，并不是可以用某种标准化的百分比数据来确定的抽象幸福。成都两篇报道再开幸福玩笑的玩笑，究竟说明了什么呢？也许只有故意抓住抽象“幸福指数”的人自己最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