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网络互动中促进政府改革

　　南方论坛

　　本报评论员

　　总书记、总理也上网，互联网成为了沟通民意的新窗口。这表明互联网的发展已经超越了寻常百姓家与中南海之间的沟沟壑壑，一个良好的电子互动氛围正在中国公共治理事

　　网络起始至今不过区区数年，却已然给世界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其中自然包括中国。由于互联网的公开性、交互性以及平等性，它使得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界限被渐次打破。私人话语通过互联网的传播可以迅速“一举天下知”，由此，也带来了民间话语体系的重建与复苏。

　　据权威部门数据，目前中国网民已达1.11亿，占世界网民总量的11％。网络传播方式为中国公众表达民意、参与经济社会及政治生活，提供了新的舆论平台。对于以往依靠传统方式进行利益表达与诉求的中国民众而言，互联网无疑建立了一种崭新的意见表达渠道。一时间，长期以来民间聚集的表达欲望在准入门槛甚低的互联网之下喷薄而出，社会舆论显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景象。

　　民间话语活跃的一个重要景象就是对现实公共事务的关注。在深圳向何处去、孙志刚事件、改革走向等一系列公共事务争论中，我们看见了网络民意的聚集。对于这种不同于以往的聚集方式，政府并没有视若无睹，而是积极应对和沟通，促进了网络舆论的良序化发展。事实也一再证明:网络民意不意味着就一定是非理性的，政府的尊重所换来的更多地是民意的积极回应。

　　对于一个力图构造和谐与民主的现代社会而言，公共精神不可或缺。公共精神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是官方意志，而是一种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和监督。如果所有人都规避公共事务，那么唯一能促进社会进步的可能就是政府的全知全能。然而政府毕竟是由具体的人组成的，人有缺点，制度有缺点，政府也必然有缺点。完美无缺的制度和政府，只在乌托邦思潮中才存在。在政府并非全能的背景下，就有必要对政府权力进行限制。没有有限政府的建成，政府力量始终大于社会力量，那么一旦政府施政出现偏差，就难免引起整个社会层面的波动，影响到经济政治的稳定。真正的稳定不是在于公权力的强大，而是在于社会力量包括社会中间组织的兴盛，从而形成公权力之外的良性治理资源:一方面可以监督公权力，防止权力寻租；另一方面也可以使私权在规则下运行，力避政府虚无主义。

　　如果说在传统社会，社会力量的发展需要较长的时间和各种力量间的复杂博弈的话，那么网络时代给社会力量提供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发展形态与空间。而网络民意就是这种社会力量在现阶段的突出表现。今年全国两会前夕，一些主流网站纷纷开辟专区，号召网民向总理和有关方面提问题、建言献策，总理将这些意见称之为信心和力量，足见中央在对待互联网的态度上已经从技术层面上升到了人文层面，也就是超越了现代化信息平台本身，转而追求平台之上的社会和谐。

　　从技术到人文的转变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在技术领域，我们已经建立了从中央到县一级的四级政府网络体系，但是，这一网络体系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了政务公开的平台，但很多网站仍然形式大于内容，发布多于互动。作为公共品提供的政府网站，要想超越技术观，就理应拓宽网络言论空间，促发民间智慧和理性的觉醒，使得政府网站的公共服务职能得到彰显。

　　当然，网络是多元的，政府有政府的网站，民间也有民间的论坛，越是多元，越是生机勃发。中南海关注网络舆论，利用互联网促进信息的公开与畅通，是对政府管理模式的一个变革。纷繁复杂的网络，也注定了民意的多样性，多样并不可怕，网络没有一言堂。关键是建立一套和民意的互动机制，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网络理性终将取代非理性，成为促进中国民主事业的新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