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欠工资应按日计罚”

　　讨薪10年变成“法律专家”，普通市民郭五洲向全国人大提交立法建议——

　　“拖欠工资应按日计罚”

　　见习记者黄超

　　3月20日至4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劳动合同法(草案)》征求公众意见。这对走过10年坎坷讨薪路的郭五洲来说无疑又是一线希望。

　　虽然法院作过裁决，但赔偿标准是适用国务院部门规章还是特区条例？前者规定除补发拖欠工资外，还必须按相当于工资报酬的25％加发经济补偿金；而后者的标准为每日按拖欠工资数额的1％赔偿。如果按照特区条例，郭五洲所能获得的赔偿已由当初的万余元增至近70万元。

　　郭五洲当然坚持后者，但没想到坚持的后果是长达10年的马拉松讨薪。其间，夫妻分道扬镳、在全国首次以党员身份求助党组织讨薪、自己也变成了“法律专家”，这多少有点悲情的味道。

　　郭五洲表示，自己的案子早已过了法定的追溯期，向全国人大提交立法建议只是“为了保证公民合法的劳动权”。这种兼济天下的情怀亦可看做公民精神的积极表达。

　　银行——邮局——网吧——家，郭五洲常常是按照这样的轨迹生活。身上只有20多元钱了，寄特快专递都不够，他还是像往常那样找个朋友转账给他点钱。然后到邮局，思来想去，离4月20日还早，就寄了一封挂号信。信封上工工整整地写着：北京市全国人大常委会收。

　　3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公布了《劳动合同法(草案)》全文，广泛征求公众意见，截止日期为本月20日。从知道这个消息开始，他就一直没有闲下来。“我寄了以后才发现没有把《广东省经济特区劳动条例》也附加一份进去，时间太久了，他们可能不太容易找到”，郭五洲担心。

　　回到家，他拿出小提琴，清澈的乐音从琴弦上流淌出来，溢满了整个小屋。每当心情烦躁的时候，小提琴就是他最亲密的朋友，音乐就是他最好的安慰剂。

　　万余元欠薪引发10年追讨

　　他的故事开始于公司的一场人事调动。

　　1994年3月，任职于深圳市建筑设备材料进出口总公司(以下简称总公司)的郭五洲被派往海南省儋州市筹建海南石场。1995年3月，他被调回深圳并免去了海南石场厂长的职务。

　　但1994年7月至1995年3月共计9个月的工资他没有领取，到海南接手的新厂长告诉他回总公司方能补发。不久之后，总公司作出了只补发基本生活费的决定，原因是对海南石场进行的内部审查结果显示——巨亏40多万元。

　　郭五洲对此强烈不满，多次找公司领导和上访之后，2000年7月19日，总公司作出处理：按1994年6月时的工资额1331元为基数，计发1994年7月至10月4个月的工资5324元；按部门正职工资额2653元为基数，计发1994年11月至1995年3月5个月工资13265元；计发1995年春节加餐费500元，扣除房租、电费、社保费以及房屋月供，实际计发15268.5元。

　　2000年2月，总公司单方面解除和郭五洲的劳动合同，9月18日，郭五洲向深圳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了仲裁申请，除了请求补发所欠工资和支付赔偿金外，还要求判定1999年签订的劳动合同无效，恢复在原单位的工作权利。

　　次年1月21日，仲裁裁决驳回了郭五洲的申诉请求。裁决书称：申诉方身为海南石场的法定代表人、厂长，对单位的财务状况负有管理责任。因账目不清而导致欠薪情况无法查明，对此，申诉方负有责任。申诉方请求支付拖欠工资、奖金等，因无证据证明，本会不予支持。而关于劳动合同无效的请求，委员会亦没有支持。

　　2001年2月，郭五洲将总公司告上法庭，8月8日，深圳罗湖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裁定总公司拖欠郭五洲工资的事实，判处总公司补发郭工资15268.5元，并且按照法律规定，支付25％的赔偿金3817.13元。

　　冀望党组织索要每日1％的赔偿

　　罗湖区法院的判决令郭五洲精神一振，但他对总公司支付25％赔偿金的裁定无法认同：“我被拖欠的工资是1994年到1995年的，而按照合同规定，拖欠工资应该从拖欠之日计的第六日起每日按拖欠工资额的1％赔偿。”

　　郭五洲随后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12月28日，深圳中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那么每日1％累计和一次性25％的补偿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每日1％的赔偿来源于《深圳经济特区企业工资管理暂行规定》的规定，该条例第七十六条规定：凡超过规定日期发放职工工资的，劳动部门责令该企业从规定发放工资日期的第六天起，每日按拖欠工资数额的百分之一赔偿职工损失。而更早之前，1988年《广东省经济特区劳动条例》也作出了同样的规定。如果采用该条例，拖欠10余年，郭五洲的15268.5元已经增加到近70万元。

　　25％来源于1994年劳动部颁布的《违法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该办法第三条规定：用人单位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以及拒不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工资报酬的，除在规定的时间内全额支付劳动者工资报酬外，还需加发相当于工资报酬百分之二十五的经济补偿金。

　　那么对于国务院部门规章和特区条例不同的规定，应该遵循哪个条例呢？深圳市法律援助中心石干章律师告诉记者：“特区条例应该优先适用。深圳拥有较大的市立法权，如果和部门规章有不一致时，要视情况而定，具体比较复杂。”

　　长期从事劳动法研究的广东国扬律师事务所律师梁硕南告诉记者：“现在都已经统一为25％，《深圳经济特区企业工资管理暂行规定》已经不再使用，统一按照《深圳市员工工资支付条例》。”该条例第五十八条和劳动部的规定保持了一致。

　　为了这1％的权利，郭五洲几年来研读了30多部法律，并于2003年12月提请深圳中院再审。而中院直接驳回了再审的请求。

　　其后，他有一天看电视，看到《中国共产党员权利保护条例》刚刚颁布。于是，他开始冀望党组织能够帮助党员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他开始将求助之手伸向所在的罗湖区桂园街道委员会，请求街道党委发函询问深圳中院此案是否可以重审。

　　桂园街道党委分别于2005年8月8日和11月11日向深圳中院发函，询问其请求内容是否合理合法，深圳中院口头答复此案已经结案，不予重审。

　　求助市人大

　　3月22日，天灰蒙蒙的，似乎要下雨，郭五洲匆匆跑回楼上。屋子里乱糟糟的，地上、沙发上、椅子上，堆积如小山的书本和衣物凌乱地丢着，就像一个废品回收站。他没有时间收拾，拿起雨伞塞进包里就冲了出去。

　　他的目的地是深圳市民中心，这是深圳市人大开幕的第一天。前一天晚上，他刚刚借了100多元钱，用来复印他的立法建议示意图，收据他还好好地保存着。对于他而言，任何细微的东西都有可能成为证据。

　　赶到的时候，大会已经开始了，他突然想起市公安局副局长今天会来，他又找到一位警察：“你们副局长今天来了，你帮我给他一份建议吧。”警察收下了并答应转交。

　　会议总算结束了，他一眼瞅到了远远过来的陈应春副市长。“陈市长，陈市长……”他叫道。

　　陈副市长停下了脚步，走了过来，他赶紧把自己的立法建议图递了上去。

　　虽然已经过去20多天了，可是当天的每一幕他都记得清清楚楚。见到了市长，他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10多年了，他依然劲头十足，连他的前妻都说他已经变得“偏执”了。他却丝毫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从开始不懂法，到拼命学法，到提出立法建议，为了自己9个月的薪水，他已经跑遍了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市政府信访办、街道办……几乎只要有一丝希望的地方他都去过了。妻子和他离婚了，儿子无人看管，父母、妹妹、妹夫，很多人都劝过他了，可是他还是没有放弃的念头。

　　这么多天过去了，没有任何音讯，郭五洲按捺不住又找到了市人大。工作人员告诉他，4月底才会转过来，先等等。

　　“我提立法建议不是为了我自己。已经10多年了，即使能够如我所愿立法以日计罚，对我本身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法律是有追溯期的，我的早就过了。我郭五洲的这点品格是不容置疑的。为了保证公民合法的劳动权，我不会放弃。以前我是执法维权，现在我要立法维权。”郭五洲一谈起治欠薪就开始激动。

　　“我回来之后就在论坛里发了帖子征求意见。法律是公民意志的体现，公民都应该参与到立法过程中来。”郭五洲总是句句不离自己的立法建议，“4月20日是征求意见的截止日期，我会把网友意见收集整理，再连同《广东省经济特区劳动条例》一起再寄一份过去。”

　　从“执法维权”到“立法维权”

　　经历了10年讨薪之苦，郭五洲俨然成为了一位法律专家。

　　罗湖区桂园街道法工委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郭五洲很懂法律，我们如果说话不谨慎，他一眼就可以看出法律漏洞。”

　　2005年底，郭五洲将眼光转到了立法层面，在此之前的仲裁、起诉被郭五洲称为“执法维权”，而此后他将其称作“立法维权”。

　　“只有通过立法，才能解决更多人的问题。这不仅仅是关系到我个人利益的事情。其实现在很多企业不是‘欠’，而是‘拖’，一次性赔偿其实是在鼓励企业拖薪，因为拖一年和拖10年成本上没有差别。”

　　郭五洲解释说：“我的立法建议是为了防止劳动仲裁、执法等部门某些工作人员的徇私舞弊，切实维护宪法对于公民权利的保护。”

　　对此，深圳广和律师事务所李律师告诉记者：“这样的建议不太合理。如果这样规定，打工者拖得越久就对己越有利，不利于问题的解决，也会阻碍仲裁部门、法院的办事效率。从长远看，是不利于问题解决的。”而同时，李律师也直言：“这个建议本身是有其合理的一些因素的，比如按照1％以日计罚。”

　　对于按日1％计罚的建议，京都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刘子龙律师也认为“完全可行”。刘子龙指出，《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的本意是保护弱势群体，但现在处理劳动纠纷程序设置过多，有的老板还会怂恿左右裁判拖延时间，“那些连饭都吃不起的人，这种拖法对他们是灾难性的，太不公正了。”刘子龙说，实际上现在法律界对劳动纠纷“一裁两审”的程序也多有诟病，认为这与立法本意不尽相符。“按日计罚”的建议如果被采纳，将进一步提高劳务工受保护的程度，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

　　石干章律师也是在这一点上表示了自己的赞同：“从打工者角度看，按日1％计罚是个好方法。当然是否可行，还需要进一步的论证，保证和国家法律的协调。国家法律在考虑到劳动者利益的同时，也要考虑投资者利益，这样打击了欠薪，加大了违法成本，但投资者有时由于某些客观原因造成欠薪，会造成其利益的损害。”

　　郭五洲失业之后再也没有找过工作，也多次拒绝了街道办为其安排工作的好意，“我不能去工作。如果现在我去工作了，那按照现行法律，我就是自动中止了和原有公司的劳动关系，那我这么多年岂不白费了？”

　　现在，他的希望就是市两会上递交的立法建议图和这次《劳动合同法》的重新制订。

　　郭五洲的立法建议

　　将拖薪划分为发生纠纷、调解、仲裁、诉讼申诉四个阶段，四个阶段分别赋予不同的违法成本：第一阶段，发生纠纷，劳资双方关系扭曲、权威失范，开始协商处理纠纷阶段，此阶段违法成本为拖欠工资额＋资方按日1％的赔偿；第二阶段，调解阶段，违法成本＝拖欠工资额＋资方按日1％的赔偿＋调节机关自调解之日起计1％的赔偿；第三、第四阶段依此类推。

　　图：

　　郭五洲和他的法律资料，历经10年讨薪，他现在已经精通法律。丁玎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