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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长江，中国新闻史上一位不可磨灭的杰出人物。他传奇的人生为世人所传颂。上世纪30年代发表的《中国的西北角》等新闻作品曾震撼全国上下，现仍被视为中国新闻的经典之作。他生前写过的大量出色报道为我国的新闻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以他名字命名的“范长江新闻奖”是表彰奖励我国中青年新闻工作者最高层次的新闻奖。他的儿子范东升在父亲的影响下继承了他的事业，也成为了一位著名的新闻工作者。近日，他受聘担任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的常务副院长，来到父亲年轻时曾经历了血与火、生和死考验的汕头这 片“故土”。怀着对范长江老前辈的深深敬意，记者日前来到汕头大学采访了范东升先生，通过他，我们进一步感受了一位新闻巨人的风采，还意外地发现了范长江与汕头的一段缘分以及这段缘分对他后来新闻实践的影响。范东升先生在他的办公室热情地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他谦虚地说，由于时代的差异，他在新闻方面的成就与父亲相去甚远，但父亲身上表现出来的新闻工作者崇高的职业操守和人格魅力，一直激励着他勤奋工作。他同时告诉记者，父亲年轻时的经历颇为丰富，充满着传奇色彩。在一定程度上，是动荡的年代造就了父亲范长江这位新闻巨人，而落难汕头的一段经历，则对父亲后来的新闻事业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范长江是因为参加南昌起义而来到汕头的。“父亲从小就是一个有抱负的人，而且年少时学习成绩非常优异，总是越级升学。在读中学时，时值北伐战争，他和几个同学成立了‘进步青年谈话会’，开展支持北伐战争的宣传活动。由于家族中胆小的长辈坚决反对，于是他毅然离家来到重庆求学，后来又因为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而被迫逃到武汉。”1927年，不足17岁的范长江在武汉与一些进步青年一起加入贺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学兵营，这个学兵营不久便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他所在的团在辗转广东的各次战斗中十分勇猛，但最后因寡不敌众被桂系军阀打散了，范长江当时受了伤，一个人流落到汕头。当时，起义部队和领导机关都撤走了，满街是散兵、伤兵、病兵。负伤的他由于没有得到治疗也很快病倒在街头。在气息奄奄之时，被收死尸的人收到一堆，几乎一起被埋掉！后来，范长江奇迹般地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并在一些汕头人的帮助下慢慢恢复了健康。此时他的思想非常苦闷，处于“十分茫然，不辨方向”的境地。在汕头养伤期间，他终于痛下决心，先读书，后救国，弄清楚中国革命的出路问题后，再投身革命。“九一八事变”以后，依然怀着在汕头树立的“读书救国”理想的范长江辗转来到北京，进入北大哲学系学习。这期间，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并对中国未来的走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根据对当前形势的分析，他认为：“中日一旦开战，沿海一带必不可久守，抗战的大后方肯定在西北、西南一带，因此对这些地方考察和研究，很有必要。”于是，在1935年，年仅25岁的他开始了西北考察的历程（几乎与红军长征同时）。他行程万里，历时10个月，沿途写下了大量的旅行通讯，真实地记录了中国西北部人民生活的困苦，对少数民族地区有关宗教、民族关系等问题作了深刻的表述；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旅行通讯中记载了红军长征的真实情况。不久以后，他出版了《中国的西北角》一书。范东升说：“在父亲书房的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示意图，这幅地图上不仅记录着中国革命史上惊心动魄的壮举，也保留着父亲深深的足迹。”1936年，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范长江凭着一个新闻记者的敏锐嗅觉，预感到中国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为弄清事变的真相，他毅然涉险直扑事件中心，对周恩来进行了采访。接着他又进入革命圣地延安与毛主席进行了通宵达旦的畅谈，使他10年来苦苦探索和追求而又无法解答的中国前途问题，一夜之间竟“豁然开朗、茅塞顿开”。他是第一个正式以新闻记者身份进入延安的中国人。此次陕北之行使他发表了一系列通讯报道，这些报道像一个个惊雷唤醒国人投身于伟大的民族解放事业，成为“中国近代史中几页活的历史”。作为国统区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当时的一些新闻作品涉及对中国共产党及红军的描写和评价，其所持的客观、公正的立场和独树一帜的写作手法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并出现了读者争相传阅的“洛阳纸贵”现象，为中国的新闻史留下了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范东升谈到范长江留给后代新闻工作者最重要的精神财富是，作为一名记者要“不屈不挠地求索，不加粉饰地、不受干扰地、充分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范东升同时指出：“客观地讲，汕头是父亲的首次蒙难之地，也是他的再生之地。从他早期这段人生经历中，我们可以发现，范长江先生从事新闻工作以后，对于战争题材特别偏爱、对于底层人民生活的疾苦特别关注，这些都可以追溯到落难汕头的经历在他心灵深处留下的烙印，而他在汕头定下的‘读书救国’的理想虽然显得幼稚天真，却为他后来成长为一个高素质的新闻记者提供了文化知识的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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