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村庄支撑数字产业园

　　小小村庄支撑数字产业园

　　杭州西湖区益乐村股份制改革效益显著

　　□本报记者 孙立波 通讯员 王宇青/文

　　本报记者 吴国方/摄

　　核心提示

　　“从前村里管当家人叫大队长、村主任，现在可不同了，得喊董事长了。”杭州市西湖区古荡街道益乐村的老人们说起这事，忍不住地乐。自从村里成立了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之后，他们从原先的村民变成了股东。这样的“摇身一变”，带来的不仅是形式和观念的转变，更让在城市化过程中失去土地的农民看到了切切实实的保障。

　　与益乐村一样，西湖区首批参与试点的10个村子目前基本完成了股份经济合作社改革。他们的大胆尝试为全省农村股份合作制的铺开走出了一条光明的路。

　　改革

　　全省首个农村股份合作社诞生

　　益乐村位于杭州城西，曾是绵延数公里的西溪湿地的一部分。居住在这里的老人们喜欢用三句话来形容村子过去的美丽富饶——地上会冒出来（竹笋），水里会跳上来（鱼），天上会掉下来（柿子）。一到菱角、柿子成熟的季节，便有成群的城里人来村里买“新鲜”。

　　村里的土地是从上世纪80年代起陆续被征用的。一方面是农民丧失了传统的赖以生存的土地，一方面是补偿和留用地等资源转移到了村集体的手中。村民的收入不再来自于土地，而是村集体的分配。大笔资金集中在村集体手中。这笔钱要怎样使用才合理？村干部能不能做到公平分配？会不会有人以权谋私或者搞贪污？村民和村干部对此都很不安。

　　“村经济合作社迫切需要体制的完善和创新。”现任村经济合作社负责人的沈新华刚从前任书记手里接过这副担子时，心里带着一种压力和机会并存的使命感。1986年，当时村里的主要班子成员远赴山东和广东东莞取经学习。在东莞的所见所闻让他们大开眼界，也发现了一条农村经济发展的新路子。“从没想过，一个村子也可以管理成一个集团的样子。”

　　经过几年酝酿，1993年5月，益乐股份经济合作社正式成立。作为全省率先开展股份经济合作社体制试点的村子，他们开始着手对村经济合作社实行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股份制改革。在他们实施改革后的第3年，古荡镇9个村的股份制改革全面铺开。

　　股权分配方案经过两次调整

　　把村子变成公司，益乐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选举股民代表，召开第一届股东大会。当时村里一共是456户人家，每10户推荐一个代表。“村里人的想法是要选有威望的、能为老百姓说话、能为村里的事操心的人。”现任益乐股份经济合作社党委副书记的周菊英告诉记者，第一次选举出奇地顺利，以前生产小组的队长、组长大多成了股东代表，年龄普遍偏高，其中的马队长、张队长已年近七旬。

　　新事物总需要不断地磨合。按照第一届股东大会的意见，村中每户可购买一万股户股，买一万配置一万。但到了年终分红的时候，这样以户分配的方式引来了不少股民的不满。“家里10口人是一万股，3口人也是一万股，怎么分得平均呢？”有村民建议，应该按劳动力在村里的贡献分配股份。

　　1996年，在其他村股份制改革刚刚起步的时候，益乐股份经济合作社已经忙不迭地开始第一次调整——在户股的基础上增设人股分配，凡满16周岁以上的劳动人口均可购买1000股人股，并且买1000配置1000。虽然年终计算分红时比较麻烦，但“麻烦是为了更平均，只要大家都满意”。

　　新的分配方案受到了普遍的欢迎。找对了路，集体经济的发展渐趋平稳，相关的配套政策也陆续出台。2003年，益乐村启动了股份制存在问题大讨论，着手第二次调整。有人提出了出嫁女的股份问题。在农村的传统观念中，女儿一旦嫁到别村，或是嫁给居民，就不能算是村里的人了，所能购买的股份也就相应减少。这次调整政策变了，只要在撤村建居之时家中仍有农业户口的，不论男女都能享受集体股份带来的红利。

　　效益

　　物业出租成为主要收入来源

　　4月14日，离第二届杭州国际动漫节还有14天。益乐股份经济合作社董事长沈新华坐在自己并不宽敞的办公室里，窗外传来叮叮咚咚的敲打声。

　　“我们得赶在动漫节前，把产业园的环境好好搞一下。”沈新华说的产业园就是位于益乐路与高技路交叉处的杭州数字娱乐产业园，离他的办公楼不到100米。在这幢6层大楼里，汇集了30多家数字科技企业，不声不响地引领着杭州动漫产业的前进步伐。

　　除了数字娱乐产业园，益乐股份经济合作社名下的物业还有两幢厂房和4个市场，其中的世纪联华商店、城西花鸟市场几乎成了当前整个城西居住区不可缺少的配套生活设施。“以前村里只有几间简易的框架厂房，最好的楼就是村委会的三层小洋房。现在的这几幢新楼，成了集体经济的主要收入来源。”当了20多年村干部的周菊英乐呵呵地告诉记者，撤村建居之后，益乐村和西湖区古荡街道所属另8个村摸索出了一条“楼宇经济”的路子，物业出租收入几乎占到了集体经济当年收益的80%。仅在益乐村，去年的可用资金就达到2000多万元。

　　“按照户股加人股的形式，去年每户人家平均都有1.7万多元的分红，还不包括福利和集体积累。”村里的一位老人告诉记者，“这笔钱拿得很稳当，在家喝喝茶，掰掰手指头就来了。”

　　生活

　　“村里的生活和香港差不多”

　　如今的股份合作社不仅“发钱”，还“养人”。而雄厚的资金实力更为村民带来了牢靠的保障。

　　见到今年73岁的马聚法大伯时，他刚在村里的老年活动中心打了半天的牌。碰上老干部张主任，他像自家人那样亲热地招呼：“今天村里几个满岁数的老人已经在合计，明年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把我们编在一个大组啊。”“行，到时候去哪里还得听您的意见呐。”张主任的大嗓门，把在街边乘风凉的大伯大妈都搅得心痒痒。

　　从1993年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以来，村里就雷打不动地实行各种养老保障制度。其中，每隔3年，60岁以上女性、65岁以上男性有一次出游机会，这一福利无疑对老年人最有吸引力。“60岁以前去过的地方，还不及这几年去的多。”马聚法用“见世面”来形容他自己、他姨妹和今年80多岁的老母亲。2004年，他们三人参加了村里的98人大团游港澳，回来以后的评价是“我看村里的生活和港澳也差不多”。

　　从2002年起，股份合作社还为全部失地农民缴纳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对50岁以上的女性、60岁以上的男性，每个月发放200元的补贴，仅这一项，全社一年的支出就达到500多万元。

　　“逢年过节，村干部还会拎着水果来看看我们。”马聚法对眼前的日子总是很满意。当年种菜锄地他是一把好手，没想到老来还能享城里人这份“清福”。前两年他患白内障开了三次刀，村里都按照杭州市的医保标准给报了销。

　　打牌搓麻还不如跳舞健身

　　有分红，有保险，村里700多口人的日子大多过得舒舒坦坦的。“在全省范围里数数看，我们益乐村的日子也算得上可以了。”家住益乐新村北六区的柴庆法数着刚收到的房租说。

　　2002年全村撤村建居之后，他和村里其他人一样，花了近40万元的积蓄建起了这幢三层楼的小洋房，除了一家5口人住的地方之外，他隔出了10个房间用来出租，每个房间按大小不同，月租在200元至500元不等。因为靠近浙江财经学院，出租房的生意不错，吸引了不少学生和在附近工作的年轻人。一年下来，房租收入有5万元左右，在益乐村也只算得上是个平均数。

　　以房养人，口袋里有钱了，但益乐村的村民没有把大把的空闲时间用于搓麻打牌，而是像城里人那样有规律地过日子。“闲在家里人都闲坏了，现在我和妻子都有稳定的工作。下班回家，老婆和小姐妹们常去西城广场上跳跳舞，村里还有文体队，教交谊舞、扇子舞，这在以前可是很少见的。”他解释说，自从做起了城里人，村里的老少观念都有了变化，他们都知道搓麻打牌还不如跳舞健身，也知道教育的重要。柴庆法已经和妻子商量好了，自己省着点用，把钱存起来，要好好地培养女儿。

　　前景

　　只要经营得法村民就能受益

　　在采访中，对股份合作社发展前景的信心清楚地写在每一个益乐村民的脸上。正如柴庆法所说，老百姓是最实际的，现在，村民的心中都有了一本账，生活有了盼头，工作起来也有了积极性。作为村里人，他们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管家们”要抓紧点，管好点，多让老百姓得到实惠。

　　“经过10多年的探索，股份量化的方式更加规范了，有关改革的政策也更加完善了，而最重要的是，股份制改革的方向已经走向明确和坚定。”西湖区农经管理科的沈坚华科长对记者说，“改革带来的好处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理顺了经济关系，有利于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壮大；另一方面是明确了每个村民在集体经济中应有的权益，最终解决他们的生活保障问题。”

　　今年，在文三路新时代装饰市场旧址上，一个辐射城西居住区的大型精品商业广场即将启动，全新的益乐综合大楼也已经处在招标公告阶段。虽然改革中出现了诸如发展空间有限、经营者积极性不高等问题，但日益摩登的新农村还是让人相信，股份制改革有着勃发的生机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