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喜忧参半的"媒体职介所"

　　3月21日，本报独家披露了前全国女子举重冠军邹春兰退役后，在谋生时遭遇的种种艰难，引起广大读者和全国媒体的关注。在社会各界的关注下，邹春兰经过认真考虑，觉得经营干洗项目有很强的操作性。国家妇联下属的“半边天洗衣工程”为她捐赠了一套价值10万余元的洗涤设备，很多读者还帮她为洗衣店选址。(4月14日东方网/新文化报)

　　我们也许不会忘记，曾以普兰店市高考理科状元身份走进北京大学的武小锋，毕业

　　新闻媒体充当了弱势群体和受伤个体的“职业介绍所”，这是崇尚公平正义的社会之幸。从舆论监督到行政力的介入与公众目光的关注，促成若干本来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和矛盾的迎刃而解。当新闻媒体成为一个社会救济渠道之时，人们对于媒体的认同、理解和支持度大大增加，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象征，是令人欣慰的一方面。

　　然而，新闻媒体不可能承包天下所有不平之事，也不可能一边举着话筒，一边扛着摄像机，一边再腾出“第三只手”来专事打抱不平。事实上，天下不平之事仅仅靠新闻媒体是打不完的。远的不说，就说李文娟举报被打击报复一事吧。央视报道后，网民对李文娟表现出一致的同情和支持，而李文娟的境遇并没有得到改善，不仅至今没有恢复工作，甚至比以前更为艰难，她和她的家人的“危险系数增加了”，其全家受到24小时监视居住的“待遇”。“现在我们全家的生活来源，都靠我爱人一个人的工资。”李文娟说，“我们已经不买肉食了，青菜都很少买，就吃咸菜，维持活着的状态。”（4月15日重庆晚报）媒体关注的失灵绝不是媒体之过！

　　我们不能不反思，为什么有的事件本来并不复杂，为什么一定要等到媒体曝光之后再得到妥善处理？难道除了媒体曝光就没有其他将其置于阳光之下的渠道吗？为什么有的事从复杂的悬疑到媒体的解剖，一下子变得简单清晰，然而，在媒体报道、公众关注之后却又变得扑朔迷离？为什么有明确职责的行政机关就是不主动介入处理，拿出一个让社会满意的结果？为什么有的行政机关一被揭短，就想到如何摆平媒体，而不去勇敢面对并切实解决问题？从制约到监督，从监督到移交，从移交到问责，我们有太多的制度，为什么一些事件在公众目光注视之下仍然看不到政府部门的影子？表象的媒体失灵实质上是制度失灵，这一切那么的耐人寻味，已成为社会法治化进程中必须破解的迷局。